熊培云：换个角度来看周老虎

　　作者：熊培云

　　当图像代替人们思考，那么人便成了一种消费图像的工具，而不是自由思考的公民。影像真实并不等于客观真实，它充其量只是一份论证客观真实的材料，只是借助图像来理解世界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贫困。

　　2007年即将结束时，有网民列出了几则最有核心竞争力的年度笑话新闻。这些笑话的特点是“它本来不是个笑话，最后却成了笑话”。而在十多项笑话新闻中，首屈一指的是“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这个新闻讲的是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引起巨大争议，认为这只华南虎可能不过是翻拍自几年前的一张年画。

　　拜网络之所赐，如今几乎每一个热点新闻事件，只要它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便有可能会遭遇“恶搞”。所以，自从周正龙先生骑着他的“华南虎”横空出世以来，网上很快出现了许多与他相关的“恶搞照片”。在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拍到了周老虎”系列。其中一张是一只老虎倚在树上，手里举着一个相机，而镜头的前方，满脸堆笑的周正龙正蹲在了灌木丛中。

　　各类题材中，相关恶搞照片还有很多。过去，照片是一种回忆过往或者宣传的方式，而“恶搞”照片出现后，它同样变成了一种说理方式。当人们厌倦于长篇大论与起承转合，于是便借用图像处理软件来完成对原始照片的解构与意义重组。

　　在网络与影像技术流行的时代，你完全可能因为自己无意的一瞥，翻开历史多情的一页。网上著名的恶搞版“小胖”，却从另一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他那成功的“一瞥”。成千上万的PS使“小胖”成为网络红人，还经常到电视台去做节目。其背后的推力所见证的正是人们解构和重组意义的热情，当然也不乏操控影像世界、“重新造人”的隐秘野心。

　　人类一定是世界上最“色情”的动物了。无论是爱自然之美、人体之美，还是爱未来(乌托邦)，其实都不外乎“好色”。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好色”，实际上是指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而这背后，无论是为美疯狂，还是娱乐至死，驱动者莫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观赏的欲望。显然，这种欲望在影像技术发明后被彻底释放了。由此人们进入了一个由影像织起来的，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二手世界。

　　有人曾经用八个字总结中国人随团旅行：“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相机的存在无疑纵容了人们的走马观花，不求甚解。无论到哪里都是听取“咔”声一片，而很少有人会为了一个细节在现场刨根问底。有关旅行的感悟，似乎也只是对精品相片的补充，而不是相反。人们不再书写旅行日记，拍照代替了一切，甚至代替了思考。圣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里说，“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灵看”。而相机的无节制使用，使之变成了“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相机看”。胶卷、数码存储卡让人们将世界装在口袋里，而不是装在心里。人们用成千上万的相片来实践“用客观世界说话”，但是主观世界却在自己疲于奔命的拍照中被驱逐了。

　　照片既有证据的功能，又有抒情的功能，这也决定了它对人的思想或者观念上的说服与征服会更直接，也更强烈。由于人们倾向于“眼见为实”，以至于许多人都相信没有照片的纪念是不完整的。正是出于对照片(或者形象)的说服能力的推崇，甚至像孔子那样今人无缘得见的古人，还有人为他制造出所谓“标准像”来愚弄大众。

　　在这个条件优越的“读图时代”，人们对观赏的热衷远远大于阅读。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爱看清宫剧而不读历史书的原因所在。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是爬山，阅读是拾级而上的探索，舒疾由心而动，而观赏则更像是坐着缆车看风景，只求随遇而安。当图像代替人们思考，那么人便成了一种消费图像的工具，而不是自由思考的公民。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周老虎”事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张“年画虎”会被制造者奉为征服世人的工具。有希望的是，尽管照片被视为对客观世界的翻拍，但人们并不迷信照片的表象，而是直指表象背后的意义。如果意义与表象不能重合，任何瞒与骗都有可能被揭穿。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人们质疑周老虎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搞图片”所具有的积极内涵。

　　影像真实并不等于客观真实，它充其量只是一份论证客观真实的材料，只是借助图像来理解世界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早在1977年，苏珊·桑塔格便在《论摄影》一书中谈到：严格说，一个人绝不会通过一张照片而理解任何东西。通过静止的照片获得的知识只是一种廉价的知识，因为摄影的行为乃是一种“佯装的挪用”，一种“佯装的强奸”。当工业社会将其民众转化为“形象瘾君子”，影像也便成了最难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生活在19世纪的马拉美曾经断言世上存在的万物是为了终结于书本，而桑塔格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万物的存在是为了终结于照片。

　　法国导演戈达尔曾经拍过一部名为《卡宾枪手》的经典电影：两个农民为了发财参加了国王的军队，但是，最后他们当做宝贝带回家的只是一箱子明信片。所谓美好的世界，在那里不过是一堆关于遥远世界的幻象与碎影。这些照片虽然或多或少地折射了这个世界，却永远也不会真实到可以让人搬进去居住。

　　作者系资深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