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涛：乡村生存哲学的诗性叙事

　　作者：刘永涛

　　与许多同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湘西凤凰的田耳创作历史并不算长。但也就是在仅有的三四年的时间里，田耳开始形成独有的个性风格，基于对自我的真实和生存真相的执着追问，在他平静简约的叙述背后，往往蕴藏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情感力量，直接关涉生命的痛感，逼近向内的人的灵魂，诘问存在的意义。2004年以来，田耳在《芙蓉》、《收获》、《大家》、《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一批全国最主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二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以黑马的姿态在文坛横空出世。从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姓田的树们》、《围猎》、《郑子善供单》、《独舞的男孩》、《重叠影像》到《掰月亮砸人》、《一朵花开的时间》等等，我们看到了田耳一直以来隐忍的努力，以及其小说所孕育的多种可能。可以说，在一个习惯于无痛感的消费时代，田耳致力多种叙述语言和策略的尝试，通透明净地构筑出一个又一个触及我们灵魂的文字世界，每篇小说都是迥异的个体。他与谢宗玉、于怀岸、沈念、马笑泉一同被《芙蓉》列为“新湘军五少将”推出，当是名至实归。

　　我们想具体看看《衣钵》。这个短篇最初曾以《仪式》为题刊发于2001年夏季号《神地》，2005年第3期《收获》将之改为《衣钵》发表，后入选评论家洪治纲主编的《2005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版)和林建法主编的《2005中国最佳短篇小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作为成名作，它在田耳迄今为止的创作中显得异常孤绝，一个优秀小说家所应具备的叙事能力、语言天赋、心理气质、艺术素养等等，在其中得到悉数呈现。

　　这是一个非常别致的小说。小说主人公李可大学毕业，联系到城里实习未果而跟随父亲实习做道士。李可经历了拒绝、理解、认同、皈依的过程后，最终接下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个像父亲一样出色的受人敬重的乡村道士。整个小说的叙事节制舒缓，宁静安详，诗性色彩浓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具有牧歌情调。但显然，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去讲这个故事，以及通过这个故事，究竟传达给我们什么。

　　应该承认，真正的小说家必须努力发掘生活中隐蔽的真相，直面个体灵魂，逼近生命内核，进而关怀人类的处境。而一旦能够超越现世、国家、民族、人伦等等，便有可能抵达一场伟大的精神审视，成为接近经典的叙事。这些其实正是当代中国小说家所缺乏的，他们往往拘囿于生活经验的表象，而少有穿越经验走向艺术审美的能力和勇气。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愿将田耳看成一个例外。田耳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在“70后”作家中，他有着罕见的沉着和冷静。他没有如有些作家那样，像贝内德蒂所说的“取自现实的一个片断”，或是采用大量生活片断的组合，再形成一个戏虐和狂欢式的文本。《衣钵》我们看到一种“后观察”的征候，它表现为对生存的处境进行的不动声色的勘察、洞穿的奇妙交织，在他小说语词间的构成关系中，小说肌理裸呈着具体的物质性并具有动人的敏感。

　　《衣钵》是个小而简单的故事，但同时，又是个很大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最主要的是李可和父亲两个人形，但透过两个人形我们又看到的是一种作者对主观精神的把握，一种对内心视像的呈现，一种对人类自身本质美的提炼。这让我们想起老子的“道”，是谓之“大象无形”。老子本人强调一种“淡”的美学，与那些浓得化不开，一切往上面叠加繁复装饰的做法相反，老子善于“做减法”，在审美上他强调“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这种平淡而近乎“无味”的审美趣味和“观其妙”的无限性与幽妙性，正好构成了中国美学的玄妙精神。在我们看来，《衣钵》恰好暗合了这种美学精神。这就使得小说看起来似乎波澜不惊，实际上深邃幽远——主人公李可“升华”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种乡村生存哲学的外化。

　　一个常识是，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两个不同属性的生存空间，因其异质性彼此成为想象与向往的乌托邦对象。过往的文学叙述为我们提供了道德批判的指向，城市的文明与乡村的愚昧，乡村的和谐与城市的堕落，也不乏对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失望，但这仍处于静态描写乡土的状态，往往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转述。由鲁迅开创的中国乡村叙事，至今也已经70多年了，但我们现今常见的更多的是苦难叙事、乌托邦叙事，前者写尽乡村的苦难，苦难中的挣扎，后者则尽力把乡村美化成人间天堂。而真正的乡村依然距离读者很远。要知道当下的乡村，已非鲁迅时代的乡村，也不是沈从文时代的乡村，更不是赵树理、浩然时代的乡村。这种叙事往往是溃败的乡村经验，它遮蔽我们通往真实的乡村记忆之途。《衣钵》则不但见证了乡村生活的凡俗世界，而且发现并揭示了乡村生活的秘密，呈现的是真实的乡村生存哲学，让我们看到生活的烟火，真实的人性和命运。田耳凭着他深切的乡村经验和来自民间的文学资源，在最朴实的状态下来写作乡村的生活现实。正因如此，这个小说无比鲜活丰富起来。

　　乡村生存哲学与现代性具有某种对立性，它有一条巨大的根系，直接关联着乡村日常生活的各个部位，并渗透着某种宗教气息。李可是在无法去城市的情况下才决定跟父亲实习做道士的。“李可是道士的儿子。前些年这是个令李可尽量回避的事实”，可看出初始对父亲道士身份的排斥，后来渐渐理解了父亲，“以父亲，父亲所从事的职业而自豪”。在做仪式前的一个晚上，李可独自在山上冥想，“冷静下来，他发现头脑里对于事实和虚幻的认识依然是如此分明，但不知何时两者已经能够融洽地共处了……相信父亲！这话李可在心里说了若干遍”。李可终于认同了父亲，认同了道士这个身份。乡村固有的精神传统对乡村个体的影响在这里得到彰显。给死人作个道场，是乡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仪式，李可的父亲既是道士又是村长，作为“乡间最重要的人物”，不但影响着群众，还同化了自己的儿子。然而，父亲在李可成为道士的仪式完毕后回家的路上，却未能跨过一条曾无数次跨过的沟壑，摔死了。李可的第一场法事做给了父亲。到这时，李可才真正皈依了道士这一角色。在田耳紧凑细致的叙述细节当中，赋予了小说一种流动的质感，使这个故事显得巧合而又充满人性的温暖，物化的心灵和纯净的人性发出最真实的光辉。由此，我们不难窥见乡村生活的秘密部位——积淀久远的精神生活脉象：那些隐形或显形的地方风俗，那些神秘的祭祀和仪式，那些纷繁错综的乡村说唱编码，其实是乡村民众的内在心灵的核心地带，在现实面前，它们往往呈蛰伏状，却又有着惊人的力量，换句话说，它们可以无形地支配现实生活和价值选择。田耳从形而下出发，发掘的是广阔的形而上意义，他的叙事显然比那些僵硬的、模式化的苦难叙事、乌托邦叙事来得高明，更为真实、可信、富于历史感和文化感，从而与庸常的乡土小说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在这个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知性谱系与乡村生存哲学得到某种和解。受过高等教育的李可明白，父亲口中的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与自己在学校里知道的一切完全悖离，他清楚书本上的白纸黑字更值得信赖，而父亲对世界的认识只是乡里人的经验。李可所经受的是一种大学教育和书本文字构成的更大更强的传统，它某种意义上形成了李可自身的知性谱系，但他最后却皈依了乡村的“道士”传统。在乡村，规范人们言行的更多的是那些细小的、隐秘的、诡异的传统，它们直接关涉日常起居，并演变为集体无意识式的信仰。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宏大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乡村风俗信仰并行不悖，相安无事，甚至前者的畅行要借助后者的现实存在来完成。从这个角度看，《衣钵》具有社会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多重学术思考。所以，《衣钵》也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乡村信仰的小说——现实中个体信仰的建构，对宇宙人生的认知路径。田耳的叙述使得李可信仰成形的过程极为自然，一句话，顺理成章。

　　乡村生存哲学具有自足性。那种原初的、尽可能完全乡土化的生活方式、农民的生活如何与体制化的政治任务、关于富裕的想像、关于成功的期望混合在一起，这两种东西，现代性的和前现代的混合在一起，它们构成资本时代中国乡村原初的生活情态。田耳当然明白这一点。他展示的是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没有粉饰，没有评说，没有浪漫化，没有任何的穿凿附会，从最普通的器物和最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细节入手，对乡村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审视，内容涵盖了乡风民俗、伦理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角度，有力地直指乡村经验的内在机理，打开一个生动的窗口，让我们看到其中的玄妙。要知道，经验可以是凝固的，也可以是流动的，对后者的把握要艰难得多。这让我们不由想起当下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对完整世界发言能力的匮乏。他们过分用力在一个得以通行于消费和市场的小小区域，而关于这个世界的更大的真实，却被漠视或摒弃。他们往往通过虚假的想象对丰富的生活进行简化和改写，而远离了探寻那些被宏大的口号、民族、乌托邦等集体记忆的事物掩饰下而被遗忘的向内的人性景象的可能。对于真正的乡村，他们已经很难找到它该有的位置了。但田耳的小说昭示着迎“难”而上的努力和志向，他让我们相信，在浮躁丛生、欲望横行的当下，以隐忍的姿态而进行的写作将会获得艺术之神真正的馈赠。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想，乡村中类似“道士”的文化传统，到底还可以走多远，在后工业时代全面来临之际，它是否可能是消失殆尽的一种臆想空间？儿子接下了父亲的衣钵，那么在这之后谁来接下儿子的衣钵呢？事实上，《衣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支点：在文化省思中发现传统文化的活力与魅力，皈依自然生命的宁静、庄严、圣洁、野性力量，在乡村生存现实中找到了对抗和补偿现代文明缺失的文化基因。如此看，《衣钵》不但在田耳个人的创作中是个特例，而放到整个当下小说阵营中考察，它远远超越了概念化的乡土写作，在漫不经心的生活中深度发掘了那些诡异的存在，并且烛照了生命内在的精神脉动，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乡土叙事维度，它所达到的广度和高度极具标本意义。

　　田耳高超的语言才能令人惊诧，他的心理叙事、对生活的精微体察以及小说的结构能力都给人深刻印象，所有这些使整个小说弥漫着宗教的氛围和诗性的光芒，形成了一个极富张力的文本，多少让我们看到沈从文式的绵长和结实。但对于生活在凤凰的田耳来说，我们并不认为存在什么“影响的焦虑”问题，他有足够的耐力，有富有温暖的心灵，有广阔的灵魂视野，有仁爱慈祥的目光，在探索小说艺术的征途上，他给人以无尽的期待。在艺术忠贞越来越难以坚守的年代，田耳的《衣钵》与他的《围猎》、《重叠影像》、《一朵花开的时间》等一道，为我们当下的阅读带来新的鼓舞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