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新世纪的“三生主义”

　　本刊记者 熊培云

　　草色遥看近却无，2007年即将翻过去了。这一年的中国，继续着往年的喧嚣，继续在流行中前行，继续在交媾中孕育，已经竖起的生活的旗帜，在近30年的沧桑巨变后，继续飘扬。

　　“恶俗”之争与审美主权

　　近年来，中国文艺界很少因为一部重要的作品引起社会关注，能让大家讨论的，往往都是一些“环保”议题。比如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炮轰中国文学是“垃圾”，几个月后，文化学者朱大可同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文坛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而重量级的政府官员从年初开始，便强调要反对炒作和文化垃圾。

　　2007年10月19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京召开“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座谈会。中国文联与中国音协的主要领导以及阎肃、王付林、金兆钧等音乐界知名人士共聚一堂，正式发出了“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倡导网络音乐健康发展”的倡议。自此掀起了抵制网络恶俗音乐的高潮。

　　按说，高雅与通俗，中国人向来是宽容的。关于这一点，“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即是见证。只是，倘使有人在“通俗”前面加了个“恶”字或“低”字，这“通俗”就变得像“通奸”一样为正人君子所不耻。鹿死谁手，似乎只在于谁有定义权。

　　然而，争来争去也绕不过两种权利：一是创造的权利，二是审美的权利。尽管每个人有着能力和禀赋的不同，但在创造与审美方面的权利都应该是平等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从自己的审美角度为他人的创造贴上“恶”的标签，继而否定他人创造的权利，实际上是举着自己审美的权利扼杀他人创造的权利。不难发现，这种审美因为具有进攻性而超出了审美的范畴。

　　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坚持认为，“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审美，但是你无权剥夺我审美的权利。”尽管人人都可以在审美时投出自己的赞成票或者反对票，但是，每个人本应拥有的创造和审美的权利都不能被他人或者政府以国家与社会的名义剥夺。

　　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必定会自发形成一个开放的审美市场，所有具有创造权利与审美权利的个体理应遵守这种市场原则，尊重各自的“审美主权”。所幸，音乐界的“权威倡议书”并不具有强制性，与此对应的是，精神领域强买强卖的行为正在为社会所抛弃。

　　对内与对外

　　2007年五一黄金周的时候，《广州日报》刊发了一幅“逼宫”照片。故宫被游人团团围住，其拥挤程度并不亚于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杀戮场景。这更像是一个隐喻——过度地拥护某个器物，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2007年与故宫有关的另一则新闻是，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其博客中指责星巴克咖啡将其分店开到故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因为“故宫是中国几千年最辉煌文化的载体,就是中国的象征”，芮成钢以传统文化捍卫者的姿态向星巴克发出“抗议”，一场对外来文化的讨伐由此直接进入高潮。最后的结果是，进驻故宫已经7年之久的星巴克不得不宣布退出。

　　然而，任何文化都只是一种创造物，创造与创造之间并不互相为敌。如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一书所写，即使是现在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从西方的地底下像土地老爷一样冒出来的——“西方文化(以及贯穿历史的其他各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务和理念的国际交易的基础上的。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继承自希腊，宗教来自中东，科学基础源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的人口和语言则来自欧洲。”

　　我们身处人类之中，共同创造人类文明。这颗星球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它并非像有的政治或文化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只在“圣战”(血腥的政治认同)与“麦当劳或星巴克扩张”(不流血的经济冲突)的双轨制中飘摇，因为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最真实的生活需求。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星巴克离开故宫两个月后，原本由星巴克“驻扎”的故宫九卿值房开始以“Forbidden　City　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面貌重新亮相，而且咖啡店内的高墙上多出了一块“中华老字号”的牌匾。从此前对星巴克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商业文化”的讨伐，到“中华老字号”咖啡馆的横空出世，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文明的洁癖。说它自欺欺人，是因为这种洁癖并不真实。

　　相较于这种文化之间的对抗，有些人却对近代中西文明初恋之时形成的传统更有情有意。强寇压境，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被迫南迁，合组西南联大。如果从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算起，至今已有70年。不少媒体借机回顾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好的大学”的前生后世，风雨沉浮。

　　然而，若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回顾发生在2007年的“张鸣事件”，或许称西南联大为“最后的大学”更加准确。人们的疑问是，在上世纪上半叶由西南联大所代表的大学、《大公报》代表的报业、商务印书馆代表的出版业，这些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柱石，为什么战争年代都能坚持“学本位”的立场，到了百废待举的和平年代反而丢失殆尽？

　　就像鹿桥笔下的《未央歌》为乱世之中的才子佳人们奉献了人世间所有美好的情意，对于今日中国人来说，西南联大更像是一个梦，一个远去的乌托邦，一个关乎学术与思想独立的精神图腾，一种刚毅坚卓、永不沦陷的上升力。在此意义上，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念，与其说是对已然逝去美好岁月的默哀，不如说是对当下“官大学问大”的默契讨伐，是对大学回归“学本位”传统的无限期许。

　　背着国家去旅行

　　爱情是世界女人的宗教，家是中国人的宗教。当然，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面子也算是宗教中的一种。中国人爱讲面子，关注脸面甚于灵魂。这套价值伦理同样适合人们对国家概念的理解。许多人便是这样，他们对国家在精神上的沉沦往往感觉迟钝，但是如果发现有人“给国家丢脸”，便立即会血脉贲张，群起而攻之。

　　通常，人们会就此得出结论，断定中国人素质太差，然后又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如此逻辑，如果不是偷换了“中国人”的概念，颇有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荒诞了。

　　2007年11月，当几张华尔街骑牛照被发布到网上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其热烈程度令人匪夷所思。仿佛每个中国人在出国时都变成了蜗牛，走到哪里都要背上一个脆弱的“中国壳”，都要对这个壳负责，任何过错都是对这个壳的不敬不爱，是对这个壳所附着的人民群体的不负责任。中国人在著书立说时，习惯以“国人”相谓。“国人”由何而来，笔者不得而知，但是中国人在“国”与“人”之间进退失据，却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样，原本是自由民在游山逛水，却变成了“背着国家去旅行”。有人因此大骂骑牛者“有辱国格”，仿佛那几个人骑的不是华尔街的牛，而是自己的国家。显然，这种拖家带口式的价值观委实过于夸张了。

　　如此一情一景、突发奇想的举动并不能反映人的素质。在生活中，有人过得严谨一些，有人过得活泼一些，仅此而已。真正能体现中国所面临的糟糕现实，或者丢掉中国人面子的，显然不是这些兴之所致的玩耍，而是“周老虎”在中国上演几季以后，公权力仍然继续着其对社会居高临下的藐视，是传销组织像庄稼一样季节性成长，是演艺明星不负责任地忽悠，为骗子企业集团做假广告。显然，对于每一个无权无势者的自由民来说，他们唯一能够败坏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以及荣誉。

　　从“国人”怎样到世界公民？不得不说，中国人对本国文化已经有了一种积重难返的焦虑。各地依次展开的祭祖大典，显然并不止是为了旅游，同样暗合了一种精神取向。那些动辄百米的巨大神像时常让我想起“俄罗斯套娃”，听到国家、民族、祖宗等大词的一层层包裹之下个体虚弱的气息。个体如果不学着长大，那种作茧自缚的所有努力只是将自己变成套娃里面最小的一个。

　　另一方面，这种焦虑还表现在人们时常以近乎怨憎的情绪为自己与低素质人群划清界线，仿佛只要指责他人是“垃圾”，他便可以将自己置于“垃圾”之外。在此意义上说，发生在许多中国人之间的互相谩骂与诋毁，针对“国人”的道德自污，实际上是暗合了一种自我保护，一种“逃逸术”。

　　色戒之间

　　李安说，色是情感，戒是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色是公民，是生活，戒是国家，是政治。

　　2007年8月11日，重庆卫视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被广电总局勒令停播，这是内地众多选秀节目中第一个被叫停者。7月22日，深圳卫视情感类综艺栏目《超级情感对对碰》节目中邀请极具争议的网络名人芙蓉姐姐当嘉宾，该节目也被叫停……8月23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知，禁止策划、制作和播出群众参与的各类整容、变性节目，而禁止的变性节目包括涉及变性的新闻、专题、访谈等各类节目，广电总局称“正在制作、播出的必须立即停止”。

　　广电总局为“恶俗”画一道底线，似乎激起了不少掌声。然而，当电影《色，戒》以删节版的形式在大陆公映时，立即引起舆论风暴。影视分级制度的缺失，以及政府无所不在的 “戒色权”，成为媒体“讨伐”的焦点。

　　不过，虽然中国还没有分级制度，但是删节版《色，戒》轻而易举地为大陆分出了四等人。一等人是手持剪刀者，他们不但可以百毒不侵、毫发无损地看完整的《色，戒》，而且可以决定不完整的《色，戒》；二等人是可以去香港等开放社会看《色，戒》的人，当然最好有地利或钱财之便，否则想做这二等人是有些辛苦了；三等人是网络拾荒者，他们要做的只是找回被删节的那几段录相，像饥饿的小狗一样从旷野里找回被主人扔弃的几根骨头；至于四等人，当然是那些还没有享受到网络恩泽的人，他们只能在电影院里看删节版，守到所有的预期都落空，然后气呼呼拂袖而去，只当是在电影院里付费试穿了一件“崭新的破衣裳”。

　　中国正处于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阶段，属于“虚掩着门”的阶段，只要努力，门外的东西能进来，门里的东西也能出去，但是门口的确也货真价实地有那么几个貌似严厉却又漫不经心的守门人。互联网上影视补丁的存在，同样印证了我所说的“虚掩着门”的状态。一方面，由于许多信息无法进入传统的“主流媒介”，互联网因此变成了自由信息的“流放之地”；另一方面，互联网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也决定了它必将成为人们寻找粮食的地方。当影迷正常的审美要求得不到满足，只好不约而同地在网上找到被删节的“激情戏”，像是给自己的精神世界打补丁。

　　回顾《色，戒》在中国引起的话题，大多过于荒诞无稽，真正的亮色是2007年11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董彦斌起诉华星国际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起诉的理由是前者提供的删节版《色，戒》，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而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古人云，“食色，性也。”如果说“食”代表的是生存权利，那么“色”代表的则是审美权利，而“性也”即是说它们都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为人类所必需的两种权利。当《色，戒》被删成了“钻戒”，其实质是中国观众审美权利的旁落。尽管仍有不少网民谴责董彦斌是“为看‘激情戏’找政府打官司”，相关法院也给予消极的回应，但是在扩大中国人精神消费的权利方面，这一纸诉状无疑代表了一种尝试与一种高度。

　　21世纪的“三生主义”

　　2007年，一本杂志要换主编，竟然引发知识界的大讨论，成为有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公共话题。6月21日，北京一家报纸刊登了“《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消息，拉开了《读书》换帅风波的序幕。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杂志被人认为“不好读”、“太左”等方面。前者是“雅俗之争”，后者是“左右之争”。显然，熟悉《读书》发展脉络的人都会知道，这场争论的重点更多是在“左右之争”，在于《读书》所引发的思想层面的对立，而不是有人要以《读者》的要求来要求《读书》。

　　从1979年创刊起，《读书》历时近30年。作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有着重要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只是时代毕竟在变化，人们开始“乐活”，主义之争，早已不复当年的热闹。

　　不可否认，上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背对主义，面向自由”。而时至今日，人们对自由与生活的理解已经更进一步。在走出传统的“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的种种概念与争论之后，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归根到底只是“生态人”，人生与社会一切宏图远景的规划，终归要落到生命、生活与生态的层面。对生命、生活与生态的意义的探寻与遵守，在此我们姑且将其定义为“三生主义”。三生主义实际上包括三组对话，或者调整三组关系：生命是人与自己、与灵魂的对话，生活是人与社会的对话，而生态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和以往大而空洞的主义不同的是，“三生主义”使主义的价值指向回到了生命本身，回到了各种生命共生共存，而不再为主义所左右，所奴役，不再为主义戕害生命，充公生活，破坏生态。

　　(责编/宁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