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生活中的圣诞节

　　作者：熊培云

　　倘使一个国家能够重视每时每刻的生活，并且为提高这种生活做一点一滴的努力，谋求一点一滴的增量，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公民就一定会拥有一种可持续的美好生活，既不将美好生活虚拟在过去，也不放逐在未来。

　　不久前成都市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学校严禁学生在本月20日至28日期间上街参加圣诞节群体聚集活动。这一规定的初衷是：近年来，平安夜、圣诞节在成都市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每年都会因狂欢而引发多起安全事故甚至重特大治安、刑事案件。随着参与过节人数的增多、聚集地点的扩散，成都市警方在此期间不得不逐渐加大临时交通管制的范围。

　　这个原本围绕安全展开的话题在网络上却变成了一场文化争论。短短几个小时，不少网站的新闻跟帖便有数千条。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抒己见，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无非是两种：一是圣诞节代表着中国日益西化的趋势，中国文化因此丧失其主体性；二是圣诞节只是人们简简单单抒发自己快乐的节日。

　　有意思的是，去年签名反对圣诞节的“十博士”中，有人竟将成都下发这个通知的功劳归为己有，说“这是十博士倡议慎对圣诞节的胜利”。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头脑或许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头脑。他们手拿西瓜刀，非要将人类文明像切西瓜一样分成两半，然后将它们对立起来，指出自己那一半西瓜是甜的，而另一半则有毒。所以，他们向世界积极推销孔子是为世界文明做贡献，而在中国抵制给小孩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却是为保家卫国，慨而且慷。

　　如果以二元对立的眼光看世界，世界文明难免会裂成两半。就像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里抨击的，“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学者为殖民方便在书斋里炮制出来的一个概念。让人尴尬的是，“后殖民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东方同样被炮制兜售。这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上的“以暴易暴”。

　　显然，圣诞节发展到今天已远不是一个宗教性节日所能概括，它更是一个源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公共产品，见证了人类的共同创造。圣诞老人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应该归属于全人类，而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方位。荷兰与芬兰等北欧国家在抢圣诞老人的发明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诞节文化的成长与其在世界各地的习俗养成，并记住像托马斯·纳什一样给圣诞老人一个鲜红面孔的继承者与改造者。

　　圣诞节之所以风靡全球，首先要归功于“圣诞老人”的出现，因为圣诞老人代表着一种博爱天下的精神气质。显然，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物和中国人过年给压岁钱的文化意涵有着本质的不同。给压岁钱是中国宗族文化里的纵向的血源关怀，而非横向的普世关怀。圣诞老人的关怀是快乐而慈悲的，他不辞辛劳，要把礼物送给天下所有的孩子，无论他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他的肤色与是否健康，而且从不要求他们子继父业、以图回报。尽管圣诞老人只是活在人们的想象世界中，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早已深入人心，并已成为人们经验世界中的一个参照。

　　21世纪应该是“三生主义”的世纪。所谓“三生主义”，即是关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一种价值观，或者说是一种精神高度。佛教里讲“三生”，即往生、今生与来生，而“三生主义”则着眼于个体、社会与世界，是尊重生命、生活与生态。生命是个体层面的，是人与自己的对话，关乎人对生命的敬畏及意义的追寻。而生活则是社会层面的，是人与社会的对话，它让政治与经济的一切目的都重新回到生活这世俗幸福的本源。最后是生态，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今天我们知道，无论“政治人”、“经济人”还是“社会人”，最终都逃不出“生态人”这个概念，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必须面对的人的境遇与局限。惟有在这方面做到“三生有幸”，世界才有可能变得富庶而美好。

　　正是因为这种觉悟，当许多人习惯于站在传统或者未来的角度来思考圣诞节时，我却活在当下，我的思考也从当下的生活出发，更愿意从生活的角度来理解周遭的事物，以及人们在分配一些并不存在的财富时所引发的冲突。倘使一个国家能够重视每时每刻的生活，并且为提高这种生活做一点一滴的努力，谋求一点一滴的增量，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公民就一定会拥有一种可持续的美好生活，既不将美好生活虚拟在过去，也不放逐在未来。

　　作者系资深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