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理性对待负面报道

　　作者：朱四倍

　　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日前请各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以看看工作的不足，为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中国新闻网12月28日)。希望媒体提供“负面报道”与拒绝“负面报道”乃至封杀“负面报道”相比，让我们看到了新鲜的气象。

　　有论者曾指出：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判断标准只应该有一个，那就是公共利益的标准。但凡有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正面的；但凡不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负面的。但我们遗憾地发现，“负面报道”在官员眼中缺乏一种公共利益的衡量标准。

　　“负面报道”的价值体现在舆论监督上，公民通过发表观点和意见，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或抨击，以对社会的偏差行为进行矫正和制约。因此笔者以为，所谓“负面报道”的说法应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尊重公民权利和重建公共舆论权威的要求，否则就是对公共舆论的戏弄。因为公众需要“负面报道”，公众需要舆论监督。

　　西方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认为，当公众评论直接关注政府的日常事务时,公众的批评是完全有益的，也是不可缺少的。而仇和的理性也体现在这点上。但这种理性仅是官员个人的理性，而非制度理性，期待在对待“负面报道”上，整个社会从个人理性到公共理性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