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致张鸣 您对大学还有信心吗

　　作者：谢志浩

　　尊敬的张鸣先生：

　　您好。我从来不愿意与先生妄攀校友，更不敢忝列系友。但是，人生就是如此有趣，我与先生同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本科的时候，就从程啸先生那里听说过您，一向谨严的程先生是不轻易夸奖学生的，那时候，您在党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听说您又回到了北大荒，人生多无奈。不过，兽医出身兼农机手的您，哪里肯屈服命运的摆弄，好像是九十年代中期，回到党史系攻读中外政治思想史博士，毕业留系。这时候，中共党史系的种子选手，张鸣、萧延中、程农三剑客而已。吴景平远走复旦大学，牛军任教北京大学，杨奎松先生先是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后转会入北大历史系，现在华东师大历史系。

　　我毕业于多事之秋，赶上计划经济的末班车，分配在北京南郊一所工科院校政教室觅食。咫尺天涯，母校师友消息，多有阻隔。尽管地处荒僻，还是听闻母校院系整合，中共党史系思想政治史诸位先生被安排在国际关系学院，程啸、萧延中和您，都在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我听到这一消息，尽管没有特别兴奋，但是，也觉得是不小的安慰。因为，我对中共党史系，最大的情感寄托，就在于政治思想史的林茂生、程啸、萧延中先生。否则，我真不知道如何度过四年的大好时光。

　　我私下在想，国际关系学院，无论如何，总应该具有世界眼光和开阔的心胸。而且，最有趣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李景治先生，同样是我的老师。尽管这位贵为院长的李先生肯定不记得我这样一位羞怯的男孩儿，但是，李景治先生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课程，曾经给我深刻的印象，在我印象中，李景治先生温文尔雅、仪表堂堂，我想，李景治先生主持之下的国际关系学院，肯定是兼容并包、风光霁月。

　　中共党史系的萧延中先生是我的恩师，我也特别担忧，这么多年过去了，萧延中先生怎么还是副教授？在泛政治化的大学校园里，萧延中先生从事的是高度政治化的毛泽东研究，尽管上世纪80年代，先生已经成为研究毛泽东现象的权威学者，但是，5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的一代学者，90年代中期大部分已经解决了职称问题，最晚者也是在2000年之前解决的，年过半百、卓有成就的萧延中先生居然长期没有解决职称问题。在我看来，萧延中先生被学校冷冻了起来了。我认为这是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典型。对于先生来说，当然是不公正的。

　　但是，萧延中先生的胸襟，不用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来证明，接触过先生的朋友们都会有深刻体会的。

　　生性倔强，打抱不平的先生，肯定为萧延中先生所受到的不公而叫屈鸣冤。所以，您在学术委员会上大吼一声：“萧延中不评教授，是无天理！”

　　再加上为了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印费的事情，您也站在学生一边，说实在的，真是挑战了李景治院长的权威。这位院长大概已经认定萧延中是不能评定教授的人，所以，就赶在萧延中先生在石家庄授课的时机，让大家提交职称晋升申请表，萧延中先生知道此事后，愤懑不已，向学校提交了自己的陈情，真应该感念纪宝成校长，萧延中先生职称问题在学校高层的过问下，获得圆满解决。

　　我希望纪宝成校长，接着解决哲学系单少杰先生的职称问题，在当代中国的体制安排之下，我依然认为我们能够解决不少的问题。尽管，现在的大学制度安排弊端殊多。

　　在我看来，先生您并不是与李景治本人的冲突，您似乎在向一个无底的黑洞发起攻击。10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迎来新的院长陈健，这位曾经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也许能够带来一种兼容、宽容、包容的新风，但是，底线受到质疑的大学制度，纵使圣人蔡元培先生主持国际关系学院，恐怕也难。

　　况且世上已无蔡元培。

　　张鸣先生，您也没有离开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院长正好也退休了。

　　李景治院长那四封公开信，正好成为他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总结陈词，李景治院长退休了，但是，需要改革的大学制度并没有退休。

　　我为李景治先生遗憾，因为，说实在的，李景治先生还是有些底线的。在大学校园里面，特别没有底线的，依然活跃在会议和课堂之上，他们以自己的铁腕手段，纵横捭阖，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自己单位里面的“张鸣”玩弄于鼓掌之上。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祝愿教安！

　　谢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