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致汪晖 您怎样保持有风度的对抗

　　作者：十年砍柴

　　汪晖先生道席：

　　刚刚过去的2007年对先生而言，对中国知识界而言，都可算不平静的一年。在下斗胆从去年6月围绕先生卸任《读书》主编那件事说起，谈谈一个旁观者的感受。

　　无论外界怎样看待《读书》，它改变不了直属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办性质。因此，完全可以把先生卸任看成一次正常的人事调整。至于各方对这种调整做各种解读，也在情理之中，中国人长期浸染在权谋政治、密室政治的传统文化中，遇一事很容易滋长各种猜测。

　　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读书》和这次人事变动，基本观点我赞成。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刊物一张报纸的成就很难在时间上作纵向对比，因为每个时代的大环境不一样了。当年多少有名的权威媒体现在已是影响式微，而《读书》的换帅引起知识界和传媒界如此大的关注，本身说明它还有相当的影响。

　　如果就汪、黄二先生离开《读书》主编岗位引起关注和争论，进而借此事件引发中国知识界对自身状况做一种分析，对知识界各种思潮做一番梳理，理性地、冷静地看待彼此的分歧，这对中国整个知识界是件好事。可是本应是一场学术争论变成了类似政坛或娱乐界的的攻讦，有辱斯文。

　　我以为回过头来看《读书》事件，应该抛开那些人事上的是是非非，来分析今日中国的知识界现状究竟如何？“新左翼”和“右翼”的阵营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存在两个阵营是如何界定的？二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到底在哪里？

　　十余年前，先生发表了《当代思想现状和现代性问题》一文，在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被视为先生代表作之一，也被舆论界认为是先生自领一军、与自由主义争端开始。

　　这篇文章引起重大争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新启蒙主义的判断———现在更多采用自由主义的命名。文中说道：“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毛的社会主义尝试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这种论断不但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今日中国学人不同意，作为旁观者的笔者，也认为失之简单。

　　据笔者的观察和理解，今日中国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学人，还真没有谁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理论，也没有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亦步亦趋照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开药方就是。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中把当代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该分析和泰勒、桑德尔等西方社群主义者对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批判接近。但我以为，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出现了种种问题，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在制度上一些根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先生在《当代思想现状和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谈到：“如果说市场是透明的、按照价值规律运行的交换场所，那么，市场社会则要求用市场的法则支配政治、文化和我们的一切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运作是和垄断的上层结构无法分离的。”中国在融入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欧美甚至比有相近文化背景的日本、韩国复杂得多，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市场化规则，即先生所说的用市场的规则支配政治、文化和我们的一切生活领域，而产生诸多难以破解的社会难题，相反，正是公权力掌握者试图把经济领域市场化和政治、文化领域集权化结合在一起引起难以调和的冲突。试看今日诸多社会问题，主要原因并非中国市场化带来的结果，资本当然会作恶，但在公权力领域内公平竞争并透明运行，才是目前人类社会已有经验中遏制资本作恶最管用的办法，难以监督的公权力不但不能遏制反而会助长资本的作恶。

　　某些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分歧还在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能否适应中国，这个问题也不新鲜，西方社群主义者甚至认为自然的人的权利不过是一种虚构，有没有普适的人权还值得怀疑。

　　先生自主编《读书》以来，以相当多的篇幅关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我所读过先生的文章也未见到先生明确否认个人权利优先。和有些“左派”是很不一样的。由于先生的学识和名望，还由于先生长时间执掌《读书》，先生被看成“新左派”领军人物后，先生本人的文本常被忽视，其他被视为新左派的人士某些观点，也和先生捆绑在一起。而新左派的一些人士，对自由主义者也不加区分，甚至把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基本上看成固守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观点的学究，或者和功利主义者或极端个人主义者画等号。争论一起，往往脱离彼此的文本，最后变成抢夺道德制高点的游戏，相互指责不关心弱势群体。先生从《读书》主编位置上卸任，我以为对先生大有好处，人们更容易关注先生本人的思想观点而非其他，先生也更容易回归到相对独立的学者本色。在对文不对人的前提下，没有什么是不能争论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能批评的。

　　谨祝

　　身笔两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