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沙岭：县长向校长道歉这样的纠错靠不住

　　作者：普沙岭

　　陕西省绥德县“校长追县长签字被拘事件”经媒体曝光之后，引发舆论巨大反响，当事的崔县长被媒体称为“2007年最牛县长”，接受舆论的“批评教育”。如今，一泻千里的舆论谴责“单行道”终于开始与“公权道”相逢：据1月5日当地《榆林日报》报道，1月4日，刚从外地出差回到榆林的市委书记周一波，获知绥德县发生了职中校长为解决学生助学金问题找县长签字而引发的停职和拘留一事，不顾疲劳，连夜赶赴绥德县，深入调查了解事情经过，并召开绥德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干部会议，果断做出了六条处理措施。

　　这些处理措施包括：立即撤销县公安局、教育局的两个处分决定；绥德县县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要向绥德职业中学校长道歉；县长向市委写书面检查；公安局、教育局向绥德县委写出书面检查；由榆林市纪委书记任组长的调查组进驻绥德。

　　坊间有议论说，难怪这事情闹了一个礼拜也没个结果，原来是当地一把手不在家！问题被曝光出来已有段时间了，当地有公安、法院、检察院，有纪委、组织部，县级之上还有市一级的同类组织，但在市委书记回来之前，没有一个公权部门，能够把问题“纳”入到“可治理”的公权轨道。市委书记一回来，各部门大大小小的官员马上陪同市委书记赴绥德调查，没用几个小时，一切豁然明朗：该处理的处理，该道歉的道歉，该反思的反思……措施果断，反应迅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日前有段经典的阐述：中国官场传统习惯，下级对于上级的要求，总是放大执行。你要一棵树，他给你一片林；你要一片土，他给你一座山。果然如此，市委书记一表态，当地领导便随风行事，又是整顿，又是检查，但问题是，早干嘛去了？整顿也好、整改也好、道歉也好，基本上全是在市委书记一人的力量之下“策动”的，这未免让人忧虑，假如没有遇上这样一个开明的市委书记，会怎么收场？

　　“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了，还能出现这种怪事！”周书记的感慨同样是我们的疑惑。表面看来，这场县长“发威”的闹剧得到了一个圆满的收场。但其中暴露的县长专权的体制根源仍然不会自然化解，在基层的一些地方政府那里，“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观念还远没有建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非常欠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淡薄，曲意逢迎的观念浓厚。

　　在基层普遍存在的这些问题，已经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观念”很不匹配，远远无法跟上这个时代进步发展的要求。

　　尤其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究竟该怎样来应付这样的闹剧？如今的处理模式有没有可复制性？即便县长与校长出现了纠纷，或者有个别部门在纠纷面前“站位”不对，我们在制度安排上，有立体的公检法体系，没有道理不及时被纠正，及时地纳入体制的“可治理”路径上来。舆论谴责了那么久，在市委书记亲自登门过问的情况下，纠错机制才得以启动，问题才开始明朗化，这让人难免要忧虑：这算不算是人治？会不会是用更大的“官本位”来纠正一个不太大的“官本位”？笔者甚至为那个县长生出了几丝同情：假如他也有被冤枉的地方，感到了委屈，甚至想要辩解几句，但顶头上司如此“雷厉风行”，他还敢说辩解吗？

　　事实上，不能只剩下“一把手”才有纠错的功能，更不能因此让“一把手”们都面临“官本位”的道德陷阱。毕竟，官本位，大的，小的，都是不好的。公众需要看到正义，但更需要用“不怎么官本位”的行事方式送来的正义。把维护正义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身上，风险太大了，也实在有些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