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建国：茅于轼高学费论背后有所指

　　作者：毛建国

　　“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5日上午，79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在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如此说(1月6日《南方都市报》)。

　　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理解，在现实国情及学情下，最重要的应该是人格。在茅于轼先生身上，我们无疑看到了这一点。

　　“高学费论”不是今才有之。早在2006年，张维迎先生就在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抛出惊人观点，“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一时间，张维迎先生迎来了太多的口水、鸡蛋，甚至在网民中间成了“千古罪人”。且不说自古“文人相轻”，就以如此争议，聪明的学者此时也往往闭口不谈。然而，茅于轼不仅谈了，而且继续坚持“高学费论”。这颇有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这就是学者的独立人格。

　　一片喧哗中，我们不妨冷静反思一下，茅于轼以及张维迎“高学费论”到底有没有合理成分。张维迎说，“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茅于轼说，“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两人观点的最终指向，都集中到了穷人上学那里。看到此，我不禁恍然大悟，原来两人都有所指。

　　教育是需要财政扶持的，穷人上学是需要政府帮助的。而在财政扶持不变的情况下，倘若大量的资金以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形式给了穷人的孩子，必然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转。这一部分缺口从哪里补？两人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学费，通过提高学费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而穷人上学却由财政埋单或部分埋单。

　　这里，两人观点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对财政投入不足的批评,或者说是对加大财政投入的期待。如果财政扶持力度足够大，在现有经费投入现状下，财政再拿出一大笔资金用于“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那就皆大欢喜了——既能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亦能维持现有的学费现状。而正因为财政对教育投入的相对不足，而正因为穷人上学更需要保证，由此，两人成了“千夫所指”。

　　茅于轼先生“主张电价要涨”，应该同样是这一意思。他说，“电费应该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如果财政有大量的资金“补助穷人”，那么何至于提高电价呢，难道主流经济学家们就不想让各阶层共享发展成果？在财政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形下，也只能退而求次之，以富人、中产来补贴穷人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尊重茅于轼先生的发言。一个学者不屑“冒着众人的口水前进”，在学者人格稀缺的今天，这种精神是多么地“弥足珍贵”。况且，“涨价论”背后还另有所指。至于说钱收上去，并不能保证被用在穷人身上。那应该是另一个问题，而这似乎不是茅于轼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