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不可误读了茅于轼的富人搭车论

　　作者：张敬伟

　　究竟如何看待茅氏言论？其实，只要稍有理智就会明晰，凭藉茅经济学家的专业身份，他是不会发出明显弱智和欠缺逻辑的言论的。因此，公众的公开挞伐和腹诽只能说明是在误读茅氏言论。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媒体报道不全，提供给公众的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的信息蒙太奇；二是公众对于贫、富这两个反应现实生态的词汇十分敏感。因而对于精英人士表面化的对于富人的护佑或对物价高企的赞成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做出浅显的道德化解读。

　　事实上，如果理性分析茅氏言论，却看不出他是在为富人代言，也不是刻意在为穷人说话，而是在替所有的公民进行申言。大学学费高企，固然阻碍了一部分贫家子弟的入学，甚至还出现了“上学难”引发的社会悲剧。但这种困难绝非学费之错，乃是在于国家教育救助体制的不健全和大学奖、助学金的滞后。在国家财政不可能全保高教教育的情势下，高校学费的增加则成为学校助学资金的主要来源。降低学费，无疑会削弱高校的资本积累，断绝了高校永续发展和救助学生的机制源泉。

　　虽然，茅氏所谓的穷人比例(10%~20%)值得商榷，但笔者以为，茅于轼的言论恰恰为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两极社会难题提供了可行的求解方程。

　　一是从理念上对富人和穷人同等看待。因为这里的富人和穷人都是抽象的概念，是中国所有公民身份的动态性界定。因而，这里的富人，绝非是“为富不仁”的人，这里的穷人，更不是道德无瑕的人。无论哪个阶层，都是权利平等的公民，这是构建公民社会的常识基础。在我看来，茅氏理论倒还温情脉脉，从家国永续发展的趋势看，争做合法富人才更光荣，蛰伏贫困状态而道德倨傲方才可耻可恨。具体到大学学费上，人们相信穷人的孩子不惜高价上学，也为的是有出息，而这个出息，除了出人头地的名，自然也包含让人羡慕的利。

　　二是开出了熨平贫富悬殊的药方。即通过机制手段，如提高大学学费，利用财税调解，合理合法地将新富者阶层的一部分财产纳入国家财政或社会基金，然后再反哺穷人。事实上，就大学学费而言，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已经有了救济自己教育权利的多种选择：奖学金、助学金、减免学费、勤工俭学等方式。在此情势下，若降学费，受益的就是富家学生了。

　　误读茅于轼，实际上是将法治治理和公共治理的机制瑕疵推卸到富人身上。这种认识上的错位，很危险。所以，茅氏沉勇的启蒙者角色，让人感佩。(作者系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