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劝酒有责 移风易俗的好判例

　　酒，大概是人性相通(或者印证人类学关于世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始祖都来自非洲)的好证据。中国古代就有商纣王酒池肉林搞腐败而亡国的故事，近现代有美国、前苏联先后禁酒而不成功的教训。我不反对别人享受“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但特别讨厌劝酒。什么“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之类，一套套的，无非感情讹诈，强人所难，逼人就范；或者好勇斗狠看谁敢玩命，或者乐意看到别人出乖露丑。劝酒的强度与情义的强度成反比，最明显的就是，愈是亲近的人愈不愿亲友被人强灌，看不下去时就会忍不住出面，或替喝，或求情告饶。

　　最近出了两件与酒相关的新闻。一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交警与商务部门联合出手，规定“辖区的宾馆、饭店、酒吧、大排档等将签订《饮食服务业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书》，谁卖酒，谁就要对开车者负责”；以后，在朝阳区被交警查处的酒后驾车司机，如果是在朝阳区的餐饮企业喝的酒，被追究责任的将不仅仅是司机，提供饮酒场所的餐馆也会被商务部门警告。这个消息一披露，就几乎一边倒地遭到了质疑，被斥之为封建时代盛行的“株连”。我和众多反对者一样，承认有关部门是出于减少危害严重的酒后驾车的“好心”，但有关部门无权随意“立法”，将责任转嫁给餐馆，而且也根本不具可行性：餐馆经营者可以贴警示公告，却无权审查食客是否是驾车人。

　　第二条涉酒新闻是新华社发的，说“陕西宝鸡市一男子在酒席上饮酒过度导致酒精中毒死亡，死者亲属为此将办酒席和劝酒的人告上法庭。宝鸡市金台区法院日前判决11名被告每人支付死者亲属经济补偿金1000元。”

　　去年年底的一天，金台区的白某在家摆酒席，其熟人刘某受邀参加。爱喝酒的刘某在酒席上频频举杯，同桌人也不断劝其喝酒。下午5时许，因饮酒过多在白某家休息的刘某被发现时嘴角有白沫，且不省人事，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刘某因酒精中毒抢救无效死亡。今年6月，刘某的亲属一纸诉状将摆酒席的白某及其儿子、儿媳以及劝酒者共11人告上法庭，要求被告给付死亡赔偿金等共9万元。

　　刘某的醉酒而死，多半是咎由自取，而并非他人软硬兼施强迫，相信东道主也不愿自找麻烦让客人醉卧其家，所以刘某本人应负主要责任。劝酒的人和东道主也有部分责任——为什么要让他“一醉方休”呢？从习俗传统讲，众被告不服一审判决，表示要上诉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很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要让劝酒者知其为错，今后有所戒惧。在我看来，强迫性的劝酒是对他人权利的不尊重；明知人醉了还要劝酒与见死不救，甚至与起哄要人快快跳楼一样，是应该受惩罚的罪过。

　　我觉得金台区法院的这个判例是一个极好的判例。虽然我国实行的是所谓“大陆法系”即成文法，判例并不具备可以援引的法制效力，但至少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案例、先例。正如鲁迅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这样的先例、案例一多，成文法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法律层面上的事，有强制力的“判例”，也可以移风易俗，改变社会的道德风俗和行为习惯。最简单的例子是，婚姻法一立，实行一夫一妻制，有钱有权的人虽有“能力”娶三妻四妾，却再也不能享“齐人之福”了，“包二奶”只能悄悄地进行，为犯重婚罪而担惊受怕，中国男权社会五千年的风俗就这样移易了。至于离婚的新风俗与“休妻”有什么不同，就不用多讲了。

　　我希望二审法院支持一审意见，让这个好“判例”得以在中国诞生。

　　【鄢烈山：著名时事评论员、杂文家，《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