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魏文华之死以生命的悲怆叩问制度

　　作者：杨耕身

　　天门城管打人案仍有后续传来。《新京报》报道，天门市城管局长齐正军已被警方控制，正接受调查，被控制的城管执法人员已达24人，其中有4人被刑拘。同时，相关部门正为死者申报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天门市水利局在见义勇为申报材料上写道：魏文华的义举，是出于一个普通公民的正义感。与此同时还有媒体报道，天门市委书记在听取案件有关情况汇报后，表示魏文华被殴致死事件“天理不容”，并严肃指示“要依法办案，举一反三。”

　　“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像一个神来之笔，让我们看到魏文华之死的舆论走向。但从生命的角度，或从他家人的角度，我宁可相信当魏文华被打得不得不“交出手机，举起双手”之时，他一定更希望自己当时不曾下车拍摄。那么，当天门市委书记表示将“依法办案，举一反三”之时，我们又将以怎样的反思来面对这样一起公民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呢？

　　我想到了孙志刚。这个2003年在广州街头寻找网吧时，因为没带暂住证和身份证而被带去派出所，后在收容所被毒打致死的湖北青年，当年曾经引起舆论对于收容审查与收容遣送制度的极大反思，引起贺卫方、盛洪等学者联名上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最终在当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第381号令，以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终结自1982年5月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世事总有这样一些令人悲怆的巧合：孙志刚案与魏文华案，同样是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案例，同样都是死于被滥用的公共权力，同样都引起媒体关注，舆情激愤。如果说孙志刚之死揭示了一部收容审查制度的“恶法”之恶，那么魏文华之死也同样让人看出现行城管制度之缺陷。在有了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后，魏文华之死会不会像孙志刚之死那样，成为一次制度改良或完善的契机？

　　在魏文华之死背后，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城管权力大规模失范的现实。不必一一罗列城管的斑斑劣迹，单以“城管打人”这四个字上网搜索，查询结果可以说明许多问题。而与此同时，在舆论一次次的关注中，城管这种公权力的制度设计也遭受极大的质疑。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郭巍青曾经指出，“城管这一机构要解决的问题是他无法解决的，要面对的压力也是他无法承受的。城管的存在本身，的确存在很多法律法规方面的漏洞和不规范的地方。”而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从法律精神的层面，从权力授予、监督、问责机制上，一一审视城管这种权力行使的合法性。

　　无论是魏文华，还是孙志刚，在他们倒地的地方，都有着公权误用或滥用的直接原因，也都有着法律法规违背人性或并不完善的现实背景。我们要以反思孙志刚案的勇气，来反思魏文华之死背后的公权行使及其制度根源。当然，城管制度不同于原来的收容审查制度，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城管制度仍有其必要性。只是，当这种职业的声誉俨然“探底”之时，我们的立法与政府部门，的确需要以开放、改良的心态来检讨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没有这些，我们将如何告慰一个公民的悲惨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