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云翔：从城管不属执法行为谈公务行为识别

　　作者：邹云翔

　　天门市府表态严惩打人城管，湖北天门市24名城管被控制，城管局长接受调查。副市长汪发良称，参与1月7日湾坝村事件的50多人均为城管人员，“城管执法人员到湾坝垃圾处理场去，不属于执法行为。”(1月10日《新京报》)

　　死者已矣，愿有天堂。这样的悲剧应该引起我们多角度的思考，天门市政府所谓“不属于执法行为”的定性，也引发了笔者对于公务行为识别的思考，即我们该如何识别相关国家人员是执行公务而不是非公务活动？在古代，捕役们会拿着县令的“令签”去办案，而在国外，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拿着法官的书状。但现实中，我们却只能凭借行政执法人员制服来识别。执法者是否参与到当下的事端中，我们无法以除制服之外的外在的特征加以识别。所以，此案的发生，启发我们应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令状制度。

　　法律令状，在我国的法律中是存在的，比如宪法规定，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院批准，公民不受逮捕，这就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令状保护的体现，国外公民权利的保护也就肇始于类似于这样的人身保护令。但是对比一下，我们发现，我们的法律令状有着抓大放小的嫌疑：进一个人家搜查犯罪证据，这需要正儿八经的搜查令，但是掀翻一个摊子，则什么也不需要，只要身着城管的制服就行了，而在国外，这样的事件往往是在一个治安法庭来裁决。

　　不需要令状看似提高行政效率，想干就干，想掀就掀，但是事实上是一种代价最大的举措，你今天掀了他的摊子，他明天再摆，“民不畏掀摊，奈何以掀摊而畏之”？

　　法律令状主义，使得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更易于识别，有利于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水平。一个社会需要管理者，但是这样的管理者本身又需要依据正当程序行事。比如，在城管的大型执法活动中，我们是否也要市长们签个“令状”，然后依“令状”行事？或者城管需要采用强制手段时，也向法庭申请个强制执行令？这样人们认识到这不是城管要我做什么，而是法律命令我做什么，我服从的不是那些穿着制服的城管，我服从的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