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视觉级差里的茅于轼先生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6日10:47 江南都市报

  不同认知水平的人,看问题是有很大的“视觉级差”的。茅于轼先生的“富人穷人”说、“大学学费提高”说,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视觉级差”。

  “视觉级差”是我新近“发明”的语词,通俗地说,就是有人看见脑袋,有人看见胸脯,有人看见大腿,有人则看见脚脖子;就像对电视片《大国崛起》,普通公众看到的是“原来人家这么精彩”,而智识阶层看到的是普世价值软实力的没有涉及。大家看到的不同侧面,都是真实的,这不像瞎子摸象,但是“视觉级差”里的认知者,通常都拿局部真实来替代全部真实,谬误从此产生。

  同是经济学家,张维迎和茅于轼都赞成提高大学学费,这就是“学家”眼中的视觉对象;而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网友一片反对声,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对象、另一种结果。同样,茅先生所见的我国高校穷学生的比例,“只占”到10%~20%,他显然是看见一个“少”字,而我却看见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贫穷学生占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太多了,太可怕了,赶紧用上“穷人的教育学”都难以对付这么庞大的群体。这也是不同的“视觉级差”。

  少收少补也好,多收多补也罢,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是对学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方式、一种路径。不同的路径,所要抵达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帮助贫困学生能上得起学。所以茅先生的理论本质也是良性的,绝非劫穷济富,不应该受到那么多的谩骂。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努力消除“视觉级差”,看到事物的“全身”,找到可操作性强的恰当路径。

  哈佛大学的做法,可能是我们借鉴的一个重要坐标系。为了帮助寒门子弟“减负”,哈佛在去年12月10日宣布,出台新的财政计划,大幅减少学费,幅度从数千到上万美元不等(《报刊文摘》2007年12月17日报道)。过高的学杂费,已经让美国一些贫寒子弟望而却步了。根据新规定,年收入在12万到18万美元之间的家庭,学生支付的学费仅为年收入的10%;6万至12万的,拿出低于10%的收入用作学费即可;而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家庭,则免除学生所有学杂费。这总体上就是直接减免、分类对待,而不是“先交后补”,这与我们茅先生的设想是不同的方向与路径。

  茅先生“先交后补”、“多收多补”的构想,须有很多的外设条件,才有望“兑换”成现实。比如,大学环境是法治的,资源配置是公平的,教育体制是非官场化的,而我们难就难在这些方面。在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地方,资源配置多一道环节,流失就多一分可能。美国是法治很健全的国家,要说哈佛采用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必定会公平得多,但他们也没有采用,而是来直接的减免。

  我们要进行“先交后补”,必然就产生双重难度:“先交”高学费,这是第一重难度,这对许多贫困家庭来说就已经难于上青天了,要借、要讨、要贷、要欠、要慈善救助,哪个都是难事;“后补”同样不容易,因为我们的高校早已严重官场化,官场对资源向来是“利己化”配置,高收入得来的学费,第一要务就是用于建楼房发奖金之类,极难保证拿出更多的钱来直接补助贫困生;一两所学校、在一两个开明领导手上,完全可能做得到,但全国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官员化的领导,天晓得他们会怎么着。要监督督促他们对贫困生进行“十全大补”,不知道要花上多大的成本。

  所以,如今征收高学费,最后的受益者很大可能就不是贫困生,反而乐坏高校的“高官”。提高电费的情形也一样,本来就垄断、准垄断经营的电力系统,提价增收之后,最“方便”的结果就是“自肥”。“视觉级差”中的权力方,看到的对象大抵就是这“自肥”的“好处”;所以他们听了茅于轼先生的建议,恐怕早就三把钥匙挂胸口——开心开心再开心了。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很大差距的,三十年之后适合的方法,今天可能就不适用,因为我们还没有抵达“三十年河西”。

  【徐迅雷:著名时事评论员、杂文家,曾在《南方都市报》、新浪等多家报刊、网站开设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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