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中国该减税了

　　-李 磊

　　近年来，一些国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减税计划，减税已成为一股世界“流行风”。对我国而言，连续数年税收收入以超过GDP增速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宏观税负已是偏高。与此同时，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的生存压力陡然加剧，减税也似乎成为了一种必须。“盛世当减税”，政府应该考虑从税收的角度来“让利于民”了。

　　是否到了减税的时候

　　近年来，国内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犹如飞人刘翔跨栏一般，不断刷新着纪录。2007年前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了31.4%，预计全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可达5万亿。另有学者统计，2007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将超收7000亿元人民币。毋庸置疑，税收的高幅度增长，从民众福祉和国民经济的视角分析，一方面政府会因财力的增长而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也会刺激政府投资的力度，拉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在承认税收高速增长是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税收的跳跃式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首先，税收的不断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重国民的税收负担。1994年至今，我国的税收增长幅度一直高于GDP增幅，也远远超出居民收入增速，最近几年尤甚。2004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达到25.7%，而GDP同比增幅为9.5%，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2.5倍。尽管2005年和2006年的税收增长幅度有所减缓，但税收增幅仍旧高于GDP增幅2倍。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显示，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近年来一路上扬，已经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长期跟踪研究23个工业国家和14个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问题后也再次得出结论，目前中国的税负水平已经与日本持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已属偏高……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果税收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远远高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话，那么大量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政府手中，必然会对居民收入增长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挤压”，陷入“国富民不强”的怪圈。一般而言，当人们对物价上涨怨声载道的时候，往往说明工资增长的水平低于物价上涨的水平。而我国当前正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数据显示，2007年9月份消费品价格最高涨幅达6.3%(11月份达6.9%)，而低收入群体收入只增长5%，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增长的幅度，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虽然某些专家认为我国尚没有形成真正的通货膨胀局面，只是“结构性上涨”，但就老百姓的感受而言，通货膨胀实际已经形成。因为这轮价格“结构性上涨”的，多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如猪肉、食用油、成品油等。老百姓的购买力水平已经实实在在地下降了，手里的钱也贬值了。

　　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在《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也再次指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53.4%降至2005年的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但是，利润增长较快的是垄断性行业和房地产业，大部分竞争性行业的利润水平其实没有增长甚至一直下降，增加职工收入的余地不大。可以说，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若要做到兼顾各阶层尤其是普通劳工阶层的利益的话，两全其美的办法也许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对竞争性行业和中低收入人群减税。而由以上各类数据的分析来看，中国也实在是有减税的必要了。

　　时机已经成熟

　　事实上，减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股潮流。进入21世纪，欧美等西方国家纷纷力推减税计划，降低税负，形成了新一轮的减税“世界波”。而出现这种“不约而同减税”的原因，一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各国企图通过减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出现世界性的经济增速减缓或滑坡的形势下，主张减少政府和税收对经济的干预，把减税作为刺激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的思想重新占据上风。

　　而由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凡是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或者说历史上每一个盛世，大都注重减税政策，维持较低税率。无论是汉朝的“文景之治”，还是唐朝的“贞观之治”，以及号称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都是在“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的基础上维持长期繁荣的。就当前而言，经济繁荣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从国家财力的状况来讲，能够承受减税带来的财政负担。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元，2005年财政收入又突破3万亿元，2006年财政收入高达3.9万亿元，而2007年有可能突破5万亿。此外，央企2007年的利润预计高达9800亿元，各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达近万亿，再加上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位，达到1.5万亿美元。我国已经具备了“盛世减税”的客观条件。而且，通过减税，做到“让利于民”，这也符合十七大有关富民的政策精神。所以，国家更应该实施减税政策，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应有的福祉。

　　其次，减税让利有利于缓解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的影响，不仅仅对消费者，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在通货膨胀面前，一部分企业可能会暂时获利，但从长远考虑却是弊多利少，甚至百害而无一利。在通货膨胀的压力面前，政府应当减少税收，让利于企业，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对垄断企业来说，则应当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将依靠垄断赚得的利益，回馈给市场和消费者，以稳定市场价格，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再者，减税有利于促进内需的增长。我国长期以来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特别是靠高投资来拉动，消费长期不足。据统计，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率)已从1990年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1%，而2002年世界平均的消费率是80.1%。目前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5年我国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提升了3.3%，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下降了4.6%。因此，要改善我国消费长期不足的问题，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应使财税收入的增长速度略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最高保持同步增长。

　　另外，减税让利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从目前的税收政策定位来看，过度地强调财政收入的增长，使中小企业税负繁重，使大多数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偏低，社会保障能力薄弱。而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垄断企业，却“盈利能力”强，职工收入畸高，导致同样依靠劳动获取报酬的职工收入差距过大，从而影响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因此，对税收政策和垄断企业的调控政策进行调整，减轻一般竞争性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这些企业职工的收入，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仍需通盘考虑

　　就当前而言，若能成功实施减税，必然起到“放水养鱼”、富企、富民以强国的作用。这方面，全国性的行动已经开始。《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于2008年1月1日施行。据国家税务总局官员介绍，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3%降到25%，而且规定小型微利企业的税率为20%，对高新技术企业设定了15%的优惠税率等，这些变化将带来减税的效果。据测算，2008年新税法实施当年我国财政减收大约为930亿左右。

　　不过，也有人认为，国家实施减税政策仍然需要进行通盘考虑。从目前来看，支持减税的主要是一些业内专家，作为当事人的国内企业和政府部门似乎却没有迫切的减税要求。

　　之前曾有传言，几十家外资企业联名上书，对提高外企所得税率表示异议。但国内企业却没有类似的行动，它们并没有积极争取降低所得税率和推动增值税转型。而且，高税率也没有抑制它们投资的热情，它们似乎在现行税制下依然能够获得良好发展。这可能是因为部分企业有偷漏税行为，规避了高税率；也可能是政府提供的(隐性的)公共服务价值比较高，为它们节省成本、增加利润，抵消了高税率造成的利润损失。而且，虽然税收的增长比GDP的增长更快，但现在中国经济和投资都是高速增长，这似乎表明现行税制运行良好，政府部门不会感受到减税的紧迫性。

　　但是，更大的可能是，国内企业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而政府部门由于花钱没有受制于严格的监督，自然没有动力减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税收是干什么的？应该怎么用？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税负低(多为20%左右)，放水养鱼，藏利于民，更利于社会发展；发达国家税负高，因为有相对良好的制度约束，可以通过高福利还利于民和促进社会公平。世界上的高税负国家同时也是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开支一般要占到70%以上。而我国财政收入近60%用于行政经费和项目投资，用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开支不足20%。不可否认，中国至今仍未有效解决税收的合理、规范、透明使用的问题，因此大大降低了税收的使用效益，浪费了宝贵的国民资源，并衍生出了机构臃肿、腐败蔓延、公平扭曲等等问题，加重了体制弊病。

　　很明显，该投入的却投入不足，绝不是因为国家财政收入少而有心无力，需要靠增加税收来解决，而是一个制度约束问题。理论和现实都早已证明，政府花钱的效率要远远低于私人，通过减税，既能藏富于民，又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市场经济的财政，本来就是公共财政，只要政府肯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加上花钱更为透明一点，就凭现在的财力，专事公共服务绰绰有余。

　　假如经过5—10年，在收入分配环节，能够对低收入人群继续减税，高收入人群法定税负水平也适当有所降低，同时修改、补充和完善各项有关调节收入差距的税制、加强征管、减少流失；在生产领域，像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等都能减到不高于或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税制总体上就更加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