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高峰：大部制改革能否大幅降低行政成本

　　作者：陆高峰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六次国务院机构大改革，“大部门体制”改革方案正接近征求意见的尾声。“大部门体制”的提法源于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称，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第一财经日报》1月14日)

　　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1982年以来进行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始终处于先行者的角色。由于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管理与设立往往采取上行下效、自上而下的方式，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成果，往往又会给基层政府机构改革起到一个“标杆”作用。也正因为国务院机构改革对于国家整体机构改革的重要示范性，此次国务院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做法，应该给省市和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提供范例。

　　国务院在1982年以来的5次大规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始终贯穿着精简高效这条主线。比如在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务院100个部门裁了39个；1988年，国务院的人员编制一次性就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但是，在当前一些地方的机构改革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政府机构中，已经出现了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所批评过的“官多为患”的情况下，国务院此次“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示范作用将更加重要。

　　据有关报道显示，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6年的10%提高到2005年的19.2%。20年间增长将近一倍。与此同时，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上升到498元，增长23倍。而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只提高了0.5%。行政管理费用的增加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挤占了本来可以用来提高百姓教育卫生和保障水平的经费支出。不仅如此，行政职能错位、交叉造成的行政成本增加，还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近日公布的研究成果显示，1999~2005年间我国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达到负的1.73%。因此，他建议政府改革应该进一步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此次“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在大幅降低我国不断上升的行政成本上，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榜样。

　　大部门体制改革还应在树立服务为本、重视民生，增强政府服务百姓能力和水平上提供典范。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评价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败得失问题时认为，当前最亟待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托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来妨碍这个大局。“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围绕树立服务为本更加重视民生的目标，给基层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部门主义、官本位体制和少数干部的重官轻民思维以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