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安：中英互为繁荣之源尚需努力

　　作者：周庆安

　　中英关系能否在今后互为“繁荣之源”，也取决于中英关系能否走一条务实的路线。戈登·布朗访华，昭示着中英关系将会赢得一个新的契机。

　　1793年在清王朝的外交史上，马戛尔尼作为第一位英国使节访问中国，无疑是一件大事。当西方学者笔下“天下惟一的文明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遭遇时，清王朝在关心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是否下跪的问题，而马戛尔尼却在关心中国的商品和海港问题。这种不对称性在后来的200多年中，成为了中英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

　　不对称性实际上是现代化差距和政治文化理念差异所造成的。200多年后，当英国新任首相戈登·布朗访华时，从两国领导人关心的共同话题，到布朗对中国发展的赞许，再到布朗期待中英贸易提供给英国国内的工作机会，人们从宏观上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到这种不对称性了。

　　的确，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宏观上的不对称性已经逐渐消除，而微观上的不对称性却仍然存在。实际上，放眼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大量用品，很难找到太多英国制造的产品。我们的汽车来源多是日本、德国和美国公司，中小家电多是日本的，文化产品多是美国的，食品、服装等也多来自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可以说，尽管中英政治和文化关系相对成熟，但英国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或者与中国企业合资的过程中份额依然比较小。

　　这说明，英国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是一名新进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既是中国逐渐以现代生产方式追赶世界发展水平的过程，也是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参与的程度和分享的比例十分有限。姑且不说与中美、中日贸易差距甚大，就连同为欧洲强国的德国也追赶不及。2007年，中英双边贸易额约为370亿美元，这一数字还不到中德双边贸易额的一半。

　　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英国在20世纪的整体衰弱有关。罗伯特·帕斯特在《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中就曾经说过，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日衰，直到最后15年才有所复苏。

　　另一方面，也和自撒切尔以来的几位英国首相在任时，其外交政策对华高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旗帜有关。因此，当戈登·布朗在访华时表示：希望中国成为英国的“繁荣之源”时，中英两国关系与这种期待尚有差距。

　　要想快速缩小这种差距，取决于中英双方自身的发展质量。两国能够推动双边关系更加对称地发展，需要在自身发展中回答双方都共同关心的问题，如英国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定位，中国改革路线的坚定不移等。否则，中英关系“叫好不叫座”的局面，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中英两国不存在地缘战略上的冲突，自香港回归之后，甚至连最核心的战略争论焦点也在逐渐消失。

　　中英关系能否在今后互为“繁荣之源”，也取决于中英关系能否走一条务实的路线。作为经济学家的戈登·布朗，应当知道这一点。自1997年起，戈登·布朗担任了10年的英国财政大臣，这使得他的决策标准更多地依照利益判断，而不是价值取向。这样的现实主义思想，给曾经陷入价值取向的中英关系，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他必然知道，经济上的不对称，不足以支撑中英两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因此，戈登·布朗访华，昭示着中英关系将会赢得一个新的契机。对遥处欧亚两地的中英双方来说，能否把握这个机会，消除两国关系的不对称性，将决定两国今后较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

　　□周庆安(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