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克智：赵本山悖理的娱乐让人有点别扭

　　作者：薛克智

　　赵本山、宋丹丹与刘流在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奥运题材小品《火炬手》，沿袭了从前的“白云”、“黑土”系列。在《火炬手》中，赵本山、宋丹丹两人的装扮与之前并无太多出入，小品讲述了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准火炬手“白云”，在得知老伴“黑土”是真正的火炬手后，前后鲜明的心理变化及一连串故事。得知真相前，“白云”高傲、自大，净欺负自己的老伴“黑土”。还定了什么家规：“伸左手，倒水，伸右手闭嘴，跷左腿揉腿，跷右腿亲一口。记住没，死鬼？！”在事关重大的网友投票环节，更是仗着自己识字多，会英文，出尽风头。显然，这又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新”故事。不少媒体多次指出，赵本山的的小品为全国人民带来了热烈健康、酣畅淋漓的笑声。这恐怕得打个问号。

　　我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当下，赵本山虽然对小品已驾轻就熟，但粗浅的笑料和牵强空泛的立意是难当春晚“救命稻草”的重任的。赵本山在不少场合说过他自己是个农民。我说不对，他曾经是个农民，但现在肯定不是。于今不少早已有权有钱、飞黄腾达的人都说自己是个农民，也许那曾是其过去的身份。果真让其回乡务农，“躬耕于陇亩”，恐怕衮衮诸公是极不情愿的。赵本山说“我就是个农民”，大概是指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如憨厚、朴实等等。不过，他究竟做得如何，我们也不能只从其在作品中的表演来评价。这是很简单的常识，不说也罢。

　　娱乐这个东西，就好像是挠痒的玩艺。不管它如何变换，只要富有刺激性，让人感觉愉快，就会有人叫好，甚或趋之若鹜。看多了小品之类的文艺作品，我也有了麻痹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千万不能太当真，当作新闻事件来理性解读和探究。如果你这么做，甚或“上纲上线”，那是非感觉别扭不可的。

　　不客气地说，赵本山似乎愈来愈像个江湖艺人而不是艺术大师了，他常常不停地插科打诨、搬弄笑料，而品位则不高，比如思想内涵失之匮乏，甚至让人感到浅薄而悖理。他刻画的农民形象，似乎都有点憨且傻，还不时掺点刁滑，甚或有以低俗伺人之嫌。这样的“小人物”形象，广阔农村之中倒也不乏其人。但如果你以偏概全，依此评断当今中国农民的素质就是这么不堪，就是这么个怪现状，那就大谬之极了。

　　曾几何时，特别是国人为极左政治所裹挟的那阵子，一说到工人阶级就如何如何，一说到农民阶级就如何如何。其实，农民是个复杂的群体，岂可一概而论？他们有自己的悲酸和欢乐，不能给他们戴同一顶帽子。如今，这个群体更加复杂而多变。总体而言，单靠种地为生的农民依然不少，他们多少年来都是为填饱肚子而含辛茹苦着，并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特征。我们看到，在当下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社会交往日益广泛而深入，城乡互动增强，公民身份转换现象频仍。在新的形势下，广大农民遇到了不少新课题或新困境，比如：人地矛盾愈来愈突出，一些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失修、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医疗、孩子上学等花钱的地方太多，一些利益群体和地方政府在恶意挤占和剥夺他们的正当权益，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农民不出去打工，维持家计恐怕都颇为艰难。张鸣先生去年撰文(《为什么会有农民怀念过去的集体化时代？》，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在谈到如何以组织的形式维护农民权益时，着重指出：“现在农民的组织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进城农民的组织问题，一个是留在农村的农民的组织问题。由于现在的情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进城的农民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是城市所不可或缺的，而且进城的农民也不打算离开，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已经无法适应农村生活，基本上已经变成城市人了。由于这一部分农民，实际上是农民的主干成员，因此，进城农民的组织问题，要更紧迫些。也就是说，他们更需要自己的组织来代表他们自己，也需要组织来自我约束。”诚哉斯言！

　　就《火炬手》而论，其话题看似新鲜，但故事情节是荒诞的、匪夷所思的。试想，作为这么大岁数的农民，老态龙钟的，就算有条件不为生计忧愁、挣扎而可以颐养天年了，会有如此高涨的热情参与所谓“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农民火炬手选定”活动吗？这种闭门造车编造出来的故事，只要加上逗乐因素，也会让不少人捧腹大笑的。这么说可能有些苛求，或被斥为过于严肃。我注意到，杂文家刘洪波先生最近发表文章《春晚第一病根:娱乐得不纯粹》(2月8日《南方都市报》)，就对当下春晚存在的所谓“严肃”问题有所指摘。他认为，“从精神上讲，春晚不是一个制造或者配合大众欢乐的晚会，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阵地。它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装作很随兴的样子，其实一点也不轻松，其实它是内紧外松，将刻板的神色以如花的笑脸掩盖起来。它需要如花的笑脸，是因为大家春节时都有好心情；它很刻板，是因为负担了提醒大家把欢乐上升到天空般高度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春晚要审节目而且审很多遍，而通过的不二法门总是看上去笑得很自如但精神上却极其严肃，春晚绝不提供纯粹的欢乐，而是以笑的形式传布严肃的道理。”“什么时候春晚能卸下那教育人‘树立正确认识’的重责，回到给人纯粹快乐的位置，那么它即使做不到人人喜闻乐见，至少不至于大过年的败了人的胃口。”当然，我所谓“严肃”，与刘先生所指不尽相同。

　　无论如何，以文艺作品制造的娱乐是民众所需要的，但总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至少不可因随意而悖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