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云：“两型综改”中的武汉角色

　　-赵凌云

　　中国现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个增长极，中国还需要新的增长级，鉴于前三个增长极都在沿海地区，都属于外向型增长极，因此，新的增长极应该是内源型增长极。

　　武汉城市圈被批准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两型综改区”)，对于武汉市、武汉城市圈、湖北经济乃至整个中部地区发展，都是一次重大机遇，但是，也隐含着挑战，要充分实现试验区的积极效应，需要认真的战略谋划。

　　新一轮改革试点的区域方式

　　国家在中部地区配置“两型综改区”，具有三个方面的战略意图。

　　首先是改革意图，即进一步展开专题性改革实验，深化体制改革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始终遵循“试点———推广”的路径。这种路径从区域层面来看，先后经历了“特区”、“新区”和“综改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承担不同的职能。

　　“特区”承担着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全面改革的试验任务，主要是构建国民经济全面开放的窗口。“新区”承担着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验任务，主要是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极。目前，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承担着“长三角”和“环渤海”增长极的“发动机”功能。

　　但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入全面改革的时期，需要既有专题性又有综合性的改革试验。“综改区”则是围绕体制改革深化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专题性综合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具有特定指向的专题性综合改革试验任务，因此，“综改区”是中国新一轮改革试点的区域方式。

　　“综改区”作为一种新的改革区域试验方式，必然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探索的专题性质，二是探索的综合性质。目前为止，成渝城乡统筹综改区开始了以统筹城乡为指向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国家这次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配置“两型综改区”，战略意图在于获得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指向的专题性综合配套改革经验。

　　其次是发展意图，即切实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与体制机制转变有机互动。体制转变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解不开的连环套。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方式转变一直滞后于体制转变。

　　尽管1995年明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任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同时，发展方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摈弃单纯为了改革而改革的改革方式，改变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于体制转变的现状，将体制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整合起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因此，如果说以前改革承担的主要是体制功能，在新的历史阶段，改革的发展功能开始凸显。在改革的同时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将体制改革探索与科学发展道路探索结合起来，就成为新一轮改革试点的必然选择。

　　成渝综改区试验的实质是在体制改革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关于城乡统筹的战略取向，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两型综改区”的实质则是在体制改革中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统筹的战略取向。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后国家还可能在其他区域配置以统筹经济与社会、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为主题的“综改区”。通过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战略指向的体制改革试点，真正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三是区域意图，即进一步通过政策效应回填中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国土开发始终沿着“周边开发，回填中央”的路径展开。这是因为，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沿边地区的开放开发不仅具有发展意义，而且具有国家安全意义。“特区”设置直接承担的是为港澳回归创造条件的国家使命。滨海新区承担着引领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圈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使命。西部开发、内蒙开发、新疆开发则承担着应对美国对我国分别从中东、西亚、中亚和蒙古进行战略包围的国家利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开发承担着促进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促进祖国统一的民族使命。近期的广西南宁周边的开发热潮则承担着中国在东南亚发挥作用的国家战略利益。

　　在这种宏观战略背景下，中部地区的崛起只能依靠定位效应和周边发展的回填效应。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提出以后，一方面，定位效应开始显现，中部地区发展开始加速。另一方面，周边发展的回填过程开始启动。首先是以中部地区参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开发有关政策为标志的政策回填；其次是以在沿海地区实施“加工贸易新政”为标志的产业回填；第三就是以配置“综改区”为标志的改革回填。因此，在中部地区配置“综改区”，将改变长期以来中部地区缺乏中央配置的改革试验的格局，折射出国家希望通过配置改革试验促进中部地区发展的区域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