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聿：骚扰电话是领导号码公开的制度成本

　　作者：每聿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许多政协委员认为这是政府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但也有人认为，可能会带来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骚扰电话，会给正常工作带来麻烦。(2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公开党政领导人员联系电话，昆明自然不是首例，之所以轰动全国，是因其公开的规模、力度与决心史无前例。凯恩斯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中有句名言：“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阳光政府、透明政府建设也有一段时日了，客观而言，成效显著，但不排除这种自上而下的透明会囿于“权力自保”而透明不到位，结果很可能只在有限的几个领域“深挖井”。有一个悖论值得我们反思：地方领导的工作电话肯定不能算国家机密，但是传统的政治治理中却一应地机密化处理。背后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点是肯定的：害怕麻烦。

　　《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的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基本为普通固定电话，很多电话号码本身借助114等公众信息平台也可直接或间接查询到，何况这是一个信息社会，明星的私人号码都有流传渠道，真要找领导的固定工作电话并不算神奇——但是，这里就衍生出一个不可知的“交易成本”，市场经济走的是不断消解各种巨大交易成本的路子，公共治理要高效、便民，也要化解横亘在官民沟通间的交易成本。譬如一个领导电话，如果不公开，市民可能要花费不少人力物力来寻找，这一过程拦截的仅仅是支付不起交易成本的人与事，却不可能实现“抗骚扰”功能，换句话说，也许不少领导职责范围内的大事要事，恰恰就因为市民寻找其联络方式的成本过高，而最终信息梗阻。机密化的工作电话在减少工作麻烦的同时，也减低了行政绩效。所谓麻烦，其实就是矛盾，面对麻烦，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市民麻烦了，领导就少些麻烦；领导麻烦了，市民就少些麻烦。

　　当然，领导工作电话一公开，被麻烦、被骚扰是难免的。但是这个“骚扰”可怕与否，不妨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一者，110或者119等免费紧急电话从来就没缺过被骚扰的时候，但被骚扰瘫痪的情况几乎很少，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商业免费电话也有被骚扰的时候，但并未妨碍其经营行为，可见，以无赖假设去推定所有市民为骚扰嫌疑人的逻辑本身就侮辱了公民素养；二者，这些工作电话本身不是免费电话，骚扰就有一个“成本收益”的考量，何况，眼下的来电显示等技术完全可以将恶意骚扰纠察到底，治理骚扰电话也有法可依；三者，这些工作电话仅仅是办公电话，不是私人移动电话，不可能24小时与领导亲密接触，即便是工作时间，也没有规定领导必须“随电随到”，最恶意的推断一下：骚扰能力也十分有限。

　　此前，陕西省咸阳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办公电话以及个人移动电话都被公布在咸阳市公众信息网上，不少人忧心忡忡，但真正推行后，发现种种顾虑完全没必要，老百姓不仅体谅领导干部的工作、多以短信日间联络，而且珍惜沟通平台、彰显了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其实，任何电话号码，只要存在，即便不公开，还有被误拨的可能。我们不妨把个别骚扰电话看作领导号码公开的制度成本，成本虽小，收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