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之：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的三重悖谬

　　作者：王任之

　　“广州搞限价房和单位自建房，都是两个败笔，我强烈反对！”在广州市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中，市政协委员、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炮轰限价房政策。他说，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又影响社会和谐，应取消限价房。(《新快报》2月18日)

　　如果扶伟聪委员没有房地产商背景，他此番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无疑是在建言献策，无论观点如何，都值得尊重。只是，合富辉煌集团是中国大陆最早从事房地产顾问服务的企业之一，其成功服务过包括住宅、别墅、豪宅、商场、写字楼等物业在内的房地产项目达600多个，操作过数十个逾千亩的大型项目。作为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此番言论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疑。其实，只要稍加分析，“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之说，存在三重悖谬。

　　支撑扶伟聪观点的证据之一，是“限价房让富人心理不平衡”。他认为，限价房是以计划经济的手段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平，政府只照顾到中低收入阶层，对于较富裕的人来说，则显得不够公平。如果说富人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会对穷人造成“心理不平衡”的话，一点点“雪中送炭”，竟让富人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则显得富人不够厚道，不够大义，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总有中低收入人群，这与他们的智商、机遇和努力无关。为这部分人解决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问题，是任何政府的应有之义。让中低收入人群在二次分配中尽可能多的占有社会资源，才是真正坚持社会公平。

　　支撑扶伟聪观点的证据之二，是“广州当前房价很合理”。他认为，广州作为一个大都市，房价也应该与国际接轨，市民进市区居住，是要付出居住成本的。其实，就房价的比较成本而言，广州的房价早与“国际接轨”了，且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的房价还要高。在人均GDP尚没有达到1万美元的广州，商品房均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一万多元，怎么看也不是“很合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花大力气推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以此“大庇天下寒士”，怎么就成了扶伟聪眼里的“败笔”呢？难道任房价信马由缰、为所欲为，才是房地产商眼里的“合理”？

　　支撑扶伟聪观点的证据之三，是限价房违背市场经济规则。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让人们承受市场经济的挑战，而不是去搞价格补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这些话语是对市场经济的曲解和误读。住房问题，从来都不局限在经济学范畴，而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住房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以外，还是一种社会基本保障品，拥有住房是公民的天赋权利。在国外，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干预十分普遍。伦敦多个区委员会都将经济型住房占新房的比例设定为50%甚至以上；法国通过“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西班牙通过了新的《地皮法》，规定所有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都必须留出30%用于建造“保障住房”。

　　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和房地产大鳄频频利用各种机会，发布对国家关于调控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指责与不满。与扶伟聪“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类似的，是经济学家徐滇庆“政策制定者经济学没有毕业”论、北大副校长海闻“调控就是倒退”论、房产大佬任志强、冯仑“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论等等。在当前房源短缺、房价暴涨的现实环境中，这些专家学者和地产商人好像商量好了一样，不去揭露地产暴利、官商勾结、捂盘惜售、违规认购、内部炒作等弊端，却纷纷把矛头指向政府的调控政策，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