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拿什么取代恐怖作品同样值得重视

　　作者：魏英杰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发布“禁令”，要求各地认真查处“恐怖灵异类”音像制品。这是继去年封杀《死亡笔记》等恐怖读物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再次对音像出版市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这番举动的出发点在于，控制和清除此类出版物的不良社会影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很少人会说，有关部门发出“禁令”的初衷有何不妥。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感慨，孩子们真的想看那些玩意儿的话，总是有办法逃脱家长的监控。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是有害出版物，每一位家长有着不同的判断。比如有的家长会认为《红楼梦》少儿不宜，而别的家长说不定巴不得孩子读这部古典名著。对于国家部门来说，却不能够标准不一，否则就会“指令无效”。具体而言，有关部门意欲清理“恐怖灵异类”出版物，最为基本的前提是告诉人们，什么叫作“恐怖灵异”？

　　显然，要对此做出明晰的界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前就有人问，《哈利·波特》、《聊斋》这样的作品算不算？这无疑反映了“禁恐令”在细化方面的难题。对此，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解释称，“恐怖灵异类”音像制品主要是指以追求恐怖、惊惧、残酷、暴力等感官刺激为目的，没有任何思想性和善恶标准，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音像制品。但这一解释依然比较感性，缺乏行政规定所必需的刚性原则。

　　更何况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基本上不存在“没有任何思想性和善恶标准”的文本。“没有任何思想性”，本身就可以看作一种价值体现。比如看似颓废的“垮掉的一代”，谁又能否认那也是一种思想的存在？因此，如果以感性认识取代客观标准，仍然可能存在“解释的困惑”。

　　那么，如何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行之有效呢？从行政手段入手，可以选择的路径应该包括：其一，尽快出台分级制度；其二，针对具体出版物作出特殊规定。一旦实施分级制，对于各类出版物，只要看其是否存在违碍内容即可作出相应定义，而不必认真研究出版物有多少思想意义，受众也可以一目了然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如果没有分级制，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像查处《死亡笔记》一样，明确告知某部出版物属于禁止范围。当然，这样做的弊端是，它缺乏正规制度的稳定和一致原则。

　　更应看到一点，虽说当下“恐怖灵异类”出版物颇为泛滥，却是近些年来出版市场的繁荣必然带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市场的选择。要进行管理，也必须照顾到出版市场的运行规律。

　　如果再考虑到阅读(包括观看影视)自身存在着动态的、渐进的过程，就未必需要对部分青少年热衷“恐怖灵异”作品而感到忧心忡忡。难得有人从小就沿着一条始终正确的道路前行，人生的阅读也当作如是观。我们相信，阅读境界的提升必然伴随着一次次失败的体验。所以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青少年，无妨鼓励他们尽量开放视野，展开阅读之旅。这自然也包括，包容他们有时候阅读或观看一些失败的出版物。

　　当然，人们往往认为未成年人缺乏自主能力，这也是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但如上所述，发布禁令未必是政府介入的最佳手段。事实上，要达到政策目的(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有关部门还可以采取推荐、告知(比如分级标志)等方式来影响青少年的阅读选择。相形之下，这样的做法反倒比较可取。

　　青少年乃宣传和教化的重要意识形态阵地。在教条式文艺作品普遍不受青少年欢迎的背景下，拿什么来滋养青少年的心灵，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否则的话，就算禁令取得成效，倘若匮乏青少年乐意接受的“有益读物”，说不定还会有别的“有害读物”来占据他们的心灵。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