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林：现实应验了资源的诅咒

　　特约撰稿·周伟林

　　在我国一些地区，自然资源(如煤、铁)的储量较为丰富，那里最富有的人多为采矿业主，他们在较短时间里积累起了巨大财富。由于劳动力充裕，矿主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更加有利可图，一方面支付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在资本投入 (安全设施、机械化装备等)方面严重不足。不少矿主赚了钱就买好车豪宅，把家也搬去大城市。长此以往，地下掏空，地面沉陷，环境变得更糟糕了，老百姓则状况依旧，当地生产力到头来还是没有得到提升。

　　相反，在缺少自然资源的地区比如浙江，人均只有5分耕地，资源稀缺，人们只好离开土地创业或者跋山涉水、穿街走巷做买卖，形成了创业的商业文化。这种情况与西欧早年专业商人形成的条件相类似，那时人口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去过流浪和冒险的生活。第一批做生意的行家就出现在这些流浪者和冒险家之中，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会驱使其到人烟稠密可望获得利益或机会的地方，他们之中有很多精力充沛的人，受过意外生活经历的锻炼，不少人懂得外语，熟悉各地的风俗和需要，如果有商机就会被他们抓住。在他们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那种著名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久之后，这批人中间出现了新的富豪。现在，浙江全省四分之一的人都参与了创业活动，全省现有的就业人口当中90％都是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同时还吸纳了很多外省的劳动力来就业。

　　这种对比反差强烈，正如阿诺德·汤因比所说，人类的一切成就都与环境的“挑战”与“回应”直接相关。环境往往表现为需要克服的困难，包括了困难地方、新地方、打击、压力、遭遇不幸等五种类型挑战及其回应，如果人们接受了挑战，他们的回应就将为进步奠定基础。近几十年来，一些资源富足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其经济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种种现实仿佛都应了“资源的诅咒”。1960-1990年间，资源贫乏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资源富足的国家快2至3倍。因此，发展的动力很少来自自然资源，更多的却是得自克服困难的创新活动。

　　我们知道有许多这方面的事例。举例来说，一般以为由于电视的普及，电影的观众市场肯定会受到挤压。这种情况确实在欧洲出现了，当电视在中国普及的时候电影的受众也明显减少了。而好莱坞制片商也曾遭遇过类似的观众危机，只是时间更早一些，因为美国的电视传播早在上个世纪40-5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好莱坞迎接了这个挑战，制片商通过在营销、华丽的场景和特效制作上投入巨大的风险投资来回应电视的挑战，到了70年代它已经有《大白鲨》、《星球大战》那样令观众惊叹的大制作。在6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曾经只占欧洲大陆票房收入的35％，今天这一数字变成了80％-90％。对好莱坞而言，首先受到电视的冲击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迈克尔·波特更是颠覆了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和价值，认为大多数产业的竞争优势中，生产要素不是自然天成而是经创造得来，天然的生产要素无论何时都没有被创造、升级和专业化的人为产业条件来得重要。不仅如此，不虞匮乏的生产要素非但不能提供正向的激励作用，还可能会反向地抑制竞争优势。实际上，只有当企业面对环境困扰，才会激励出应变的战略与创新，进而壮大和竞争得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成本因素，结果往往是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相反，人工短缺、资源不足、地理气候环境恶劣等不利因素，反而产生刺激技术进步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在波特的视野里比比皆是—— 很多产业都遭遇过地价昂贵、工厂土地不易取得等不利状况，日本产业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创造了零库存和其他节省生产空间的流程技术，因而奇迹般地缓和了库存量的问题；与英国可以从所属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天然靛青原料的情况不同，原料的缺乏使德国的巴斯夫和赫斯特长期致力于研发人工靛青染料，以克服进口成本过高的劣势；德国、瑞士、瑞典、日本、意大利等国都存在人工匮乏、工资过高或难以解雇等问题，迫使这些国家的企业不轻易扩充人力，而偏好自动化作业；瑞典和日本还因为地处国际市场边缘，它们的厂商就在物流系统上格外地下足功夫；而荷兰长年低温、湿寒，种植鲜花本无地理优势可言，但该国鲜花企业积极发展温室，培养新品种，并找出节约能源以及其他能延续花卉产业竞争优势的技术，发展花卉培育、包装、运输、拍卖市场等，每年出口鲜花达1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鲜花出口国。

　　许多问题，换个角度看，往往看出另一番景色。不仅仅是人多地少、资源稀缺、环境压力等困难可以转变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创新的动力，过去我们发展中有过的不少历史教训，以及当下刚刚经历的雪灾，是不是都能转化成我们的智慧和动力呢？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难兴邦”，这样的道理常常被人们挂在嘴上，但最忌“有口无心”。(作者系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