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 (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 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 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 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