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幸：我的朋友怕“裸聊”

　　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吴琦幸

　　我的一位朋友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国了，不久前他回到了上海。这次回国，他不仅拜访了亲戚朋友，还与一些多年没有见面的中学同学见面吃饭聊天，回忆多年前的风华正茂。看到当年的同学少年现在已经是两鬓斑白，大家不由感慨万千。

　　不过他回到洛杉矶后，依然对这次回国之行有点后怕，那就是在跟白发同学聊天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裸聊”的状态。我开始一听也大吃一惊：“裸聊”？不是今天网上一些年轻人的时尚吗，怎么这么大把年纪的人还公开地去裸聊？细问之下，才知道此“裸聊”非彼“裸聊”，他说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裸聊。那就是老同学见面，在拍拍肩膀捶捶胸的同时，很多当年的同学便开始了对我这位朋友的层层“盘问”，例如在美国的工资、存款、工作、妻子、儿子，房子、甚至房子的朝向，买的时候多少钱，今天价值几何，涨了多少，几个卫生间几个卧室，老婆是否同住一房等等，但凡属于个人的隐私问题，同学好友们都“不耻下问”。而我的朋友碍于几十年同学之情，自然不便回绝，一一作答。问到最后，令我的朋友难堪万分，感觉自己已经被层层剥去精神外套，露出内在的血肉，好像已经是个赤裸裸的人，没有一点点自己的隐私。故谓之“裸聊”。

　　他很感慨地说，在美国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碰的问题，在中国都是属于好朋友之间必须要知道的事情，这才是哥们的关系。例如谈到工作问题，朋友首先就是问你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工资作为个人收入，是一个非常敏感而隐私的问题，收入多少代表了你生活的质量和社会地位，在美国这些都是纯属个人的问题，不必与外人分享。还有诸如婚姻问题，则更属于私人的事情，再好的朋友，但凡对方不主动提及，从来不会主动说起。我的这位朋友在美国已经呆了20年，基本上习惯了美国式的聊天方式，对于这种无论隐私的聊天方式有点不习惯了。

　　其实对于这种“裸聊”的不同态度，正反映了中美两国的文化价值、历史传统以及人际关系的取向不同。在美国人际关系是保持着一定距离的，这种距离不仅在生活中要保持，即使是要好的朋友，也要有这种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才使人际关系比较单纯，无论是在工作的同事中或者在商业贸易方面，都不会有太多的人情因素在其中。从总的方面来看，这种单纯的关系，可以使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更低。因为在业余时间，可以不必为了运作这种人际关系而格外花时间应酬。于是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反过来，在美国，只要上了法庭的诉讼案，不管是刑事案还是民事案，当事人的相关隐私就完全消失了。媒体就可以从法律文件、当事人的采访、检察官的说辞甚至法院审理的整个过程中，了解案子的进程以及第一时间知道案子的判决结果。人民有知情的权利，媒体就会满足这种权利。

　　人都有一种想要了解他人隐私的天性，尤其是熟悉的人的隐私。例如最近出现的陈冠希艳照门事件，正是人们喜欢窥探他人隐私的典型案例。实际上，每个人的隐私中就包含着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自我娱乐的要素，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利益即可。艳照的拍摄如果是为了盈利或者恶意诋毁他人，那就是非法的。但是如果双方有着一种默契或者某种约定，只是为了自我娱乐，不在第三者中扩散，关他人何事？警方应该将扩散艳照的人作为主要嫌犯，因为他们违背了法律，涉嫌恶意将他人的隐私公开。

　　现在这个事件已在美国主流电视台上播放了，不过并未引起很大反响。在美国，演艺界、政治界、体育界的名人没有隐私，这是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的潜规则。当一个人成为名人之后，他的个人隐私已经消失了，普通民众有兴趣知道他们的隐私。狗仔队使用着最现代化的高级摄录像设备，时刻盯着名人。说来也奇怪，美国人对于声音的偷录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也即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声音的录制是非法的，也不会被法官所采信，因为本身是违法的证据无法呈堂。但是对于影像资料就比较宽容，从洛杉矶罗德·金被殴打的影像，到其他地方如路易斯安那州发生的警方殴打民众录像，这些没有得到当事人同意的影像资料都起到了定罪的作用。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当然都喜欢知道他人的隐私，只是由于文化观念不同，国情不同，美国人很少会主动询问他人的隐私，这是一种有教养的表现。隐私，也当取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