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小心西方诡辩束缚中国话语

　　作者：包华石[美]

　　“西方诡辩术”是怎样的

　　几年前，我在北京讨论宋代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发展。一位学生对我表示疑问，大意是“宋代的中国不可能有公共舆论！大家知道公共舆论需要公共空间才能发展。在西方，咖啡馆早已成为公共舆论的空间，但宋代中国显然没有咖啡馆，可见，公共舆论无从发展！”这位学生很认真，但我怀疑他或许中了“西方诡辩术”的毒。这种诡辩术常把许多东西，包括艺术、山水画等某种社会现象，都视为是“西方的概念”。其逻辑非常复杂，但却可以称之为“井底之蛙”式的谬误。

　　大致说来，这种诡辩术有三种逻辑弱点。一是用某种地方习惯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譬如前面那个例子，宋代的确没有咖啡店，但有茶馆、酒楼、书院等公共领域，即使不是咖啡馆，但社会功能大同小异。我讲课时给学生们介绍这个谬误常常举餐具为例。请读者们想像一位出名的西方理论家在讨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他假设早期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餐具的发明。“餐具”，我们可以想像他很得意地说，“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发明，且是西方独有的发明。”倘若有人敢提出中国早就有筷子，这位理论家也许会说：“真正的餐具有挑选以及分割的功能，筷子只有挑选的功能，因而不能与西方式的餐具同日而语。”这个例子当然是个假设，不过如此令人哑然失笑的例子并不难找。

　　此谬论的第二个逻辑弱点为时间序列中的张冠李戴。譬如有个美国同事曾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不过，妇女还是不许参加！”当然1911年的时候无论是英国、美国，或是中国，妇女都不允许参加选举。此句暗示在“西方妇女有权利投票”，但所谓的“西方”不是1911年的西方，而是后来的西方。

　　第三种逻辑弱点可以称为作茧自缚的错误。倘若我们不说“举贤任能”而说“精英政治”，这个在中国发明的行政措施，则成为西方的东西了。如果不说 “形似”而说“写实主义”指涉现实的艺术描绘法，就被视为西方独有的现象了。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忽视宋代的“举贤任能”与十九世纪的“精英领导”的区别(比如，欧洲人接触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后又花了几百年才施用于政)，而是说为了研究官制的历史特征，我们必须超越文化政治的范畴而承认“举贤任能”与“精英领导”作为社会实践，并非判若两物，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同一种社会形式会产生个别的形态。如果我们能多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态，就能够避免被“西方诡辩术”束缚了。

　　言论自由不是西方概念

　　这里讲的“束缚”是指心理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即把自己的未来限于西方学者所断定的范围。上述公共舆论的话题是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过去有人说，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所以后来这种社会理想无从发展起来。还有人说言论自由是普遍性的，即使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但现代化的国家都有能力学习并将之用于实践。第一个说法给中国知识分子设定了壁垒森严的界限，但第二个又将中国看成西方的知识统属。如此，中国人想多发展知识资源的流通性就不得不面对相当大的西方挑战，甚至西方知识的垄断。

　　美国学者奥维尔?希尔在2004年《外交》杂志发表的“中国被遮蔽的民主遗产”一文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重新考虑自己的“民主传统”。这实际上给我们就如何看待中国言论自由等公共舆论问题，提供了启示。笔者认为言论自由的需求并非源于民族精神，而是所有近代早期的社会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形成的扩展知识流通性的愿望，只不过是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是各异的。

　　以中国来说，古代人早已意识到抗议权利的重要性。汉文帝的诏书曾提到要重视反对者的建议，其中写道：“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汉代也产生了全球最早的学生示威。到了近代早期，即宋代，各种交换社会资源的媒体进一步发展。信用借贷行为扩大而商品流通量也相应增加；印刷科技与新的、世俗化的文体出现了，而文化和话语(包括政治思想)也随之世俗化和多样化。专业化的官制与举贤任能的任官标准发展了之后，世袭身份制度随之衰退，而支配人才的效率提高。公共舆论与这一进程息息相关。如同信用借贷增加了商品的流通量，纸张和印刷科技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科举制度提高了人才支配的效率，公共舆论具备了揭露有害政策的能力，并进而产生应对社会挑战的新理论或思想路线。难怪《宋史》有不少关于“公论”(舆论)的记载，譬如《宋史 邹浩传》中记载，邹浩想辞去谏官的职务，怕连累家人。其母张氏就曾慷慨陈词：“儿能报国，无愧于公论，无顾何忧？”更多精彩内容阅读登录环球网（www.huanq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