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民主立法多有突破 尚须努力

　　作者：阿计

　　“中国5年立法观察”之一

　　参与立法正在渐渐成为中国公民的生活方式，并在渐渐达成一种共识———如果民众无法介入立法的公共生活，无助于一个国家的法制成熟，也无助于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

　　在中国立法史上，也许没有任何一段历史时期像过去五年那样，让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如此直接、如此大规模地成为立法的言说者和创造者。从2005年调整个税起征点时全国人大召开立法听证会，到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草案先后公开征求意见，在民主成本不断降低的“电子民主”时代，与公众利益和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立法，正在越来越多地步入草根社会、倾听民间诉求。

　　物权法当数“全民立法运动”的典范，在长达数年的审议过程中，立法机关召开了一百多次座谈会、论证会，其密度、广度史无前例。另一方面，由大众传媒、网络论坛、学界经堂等各个层面自发兴起的“人皆言物权”更是激情澎湃。这场波及全民的物权观念启蒙和法治思想解放运动，最终凝聚为促成物权法的民间伟力。而《劳动合同法》开门立法时收到的19万多条立法建议，更是创造了全国人大立法史的新纪录。弱势的劳动者正是藉此赢得了相对平等的立法话语权，而劳动合同法也因此获取了强大的民意资源。

　　五年来，这番“人人都是立法者”的图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民意立法”时代，它呈现的是两个方向的努力。一方面，立法机关自觉地立法开放和意见吸纳，引导公民越来越广泛地介入立法实践；另一方面，民间社会自发的意见压力和公共舆论，正在实质性地影响乃至改变立法决策，其中典范当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

　　“生命权高于路权”原是先进的人道主义“洋理念”，来到中国却“水土不服”。其中既有交通意识低下的现实国情，也有立法不够清晰的制度因素。难怪道交法2004年实施后，旋即遭遇经年不息的“意见风暴”，其激烈程度，只有日后的物权法和劳动合同法堪可比肩。而社会各界持之不懈的呼声，也终于推动了2007年年底的修法行动。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民意立法路径，都倚靠着一个日趋宽松的表达环境。当然，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当下的“民意立法”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比如，五年来，监督法、行政许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涉及权力制约与公民权益的重要法律，尽管其重要性与已经公布的一些法律草案相比毫不逊色，但其草案都与公众缘悭一面，令人遗憾。

　　再比如，立法机构与民间社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民意收集、发布和反馈机制，公民立法意见的分析归类和采纳与否，还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机制。同样，一些公共事务的热心公民提交立法建议后杳无回音，2007年再次调整个税起征点时并未重现立法听证等等，也令人遗憾。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实现集权型、封闭型的立法旧制到参与型、回应型的立法转向，还有待努力。

　　这些有待改进之处，可以从制度层面寻找原因，比如，《立法法》对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立法听证等民主机制仅有原则性规定，并未有详尽的操作细则。但比起制度空间的拓展，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推进立法民主的决心。

　　在过去的五年，参与立法正在渐渐成为中国公民的生活方式，而立法机关和民间社会亦在渐渐达成一种共识———如果民众无法介入立法的公共生活，无助于一个国家的法制成熟，也无助于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这些潜移默化的变迁，才是最最令人欣慰的。

　　□阿计(北京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