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畅：仇和新政是民主政治的注脚

　　本报评论员 肖畅

　　刚就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旋踵之间就将颇具风格的“仇和新政”带到了昆明，如在《昆明日报》整版刊登昆明市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的电话，因某县领导开会时打盹而将其撤掉，等等。而在仇和推动下，《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等规定也已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昆明市52个单位的“一把手”都已通过昆明电视台等媒体向社会作出公开服务承诺。

　　仇和的一系列举动，连昆明当地报纸都以“风波”形容。“风波”的热情描绘之下，其实也包涵着昆明官员的角色转向，即在“仇和新政”的清新之风下，愈加靠近于民众所期待的位置。公布电话，即是政务公开的一种形式；官员问责制的推动，则是政府权力在责任上的兜底。事实上，仇和的一些举动，并非如有论者认为的是“作秀”或“清官情结”，而是在着力推进现代民主政治的步伐。

　　如果说是“走秀”，那就是形式大于内容。然而，《昆明日报》刊登官员电话之后，电话接通率也被公布，且高达91.4%以上；至于官员问责制，更是一种制度的建构，它不是仅靠官员们的集体承诺体现的。如果说是“清官情结”，那么就意味着仇和只是“一个人在作战”，更意味着仇和要脱离既有的权限而去体恤民情。但仇和显然清楚自己的位置，“仇和新政”在昆明的推衍，其实不是掀起了一个人的“风波”，而是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风波”式的助推。

　　现代民主政治中，官员们行使的任何权力，都不过是在代行民意，那么政务公开和官员问责就也即是必然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仇和的褒奖就不同于对于一个“清官”的褒奖，更不是对于一个“知名官员”的褒奖，而是对于一种民主政治之常识的认同。毕竟，“仇和新政”不同于传统政治中的“整顿吏治”。“整顿吏治”更像是一种政治道德的训诫，仍是把先“修身”放在第一位，把“齐家治国”放在第二位，政风需要每一个官员的自我修为来体现。但是，“仇和新政”却像是对民主政治进行注解，即权力和责任要被牢牢绑缚在一起，要把民众始终放在主体地位，权力要向民众利益负责。只不过，仇和的步子迈得大迈得快。

　　当然，仇和带来的“风波”不管有多大，只要他站在自己的位置，只要他不脱离既有的权限，仇和本人就值得称赞，而他的行为就不能等同于什么“铁腕”的手段。“铁腕”手段是个人政风大于整体的政风，其重视的是个人影响的带动而不是制度的推动，其结果不是留下权责相对的制度规范，往往是“人走政息”的短暂效应。而仅以官员问责制的推动，我们看到的仇和还是在制度上发力，所以对“仇和新政”可以保持积极的关注。

　　关注仇和，自然就不再是期待“特立独行”的行政风格，而是关注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内生力量，即看权力在如何进行自我完善，如何进行制度的推进以主动规约自身。从公布电话到推动官员问责制，仇和给当地官员们附加的责任不是什么额外的责任，恰恰就是现代民主政治中所应有的责任。所以，与其把仇和看作一个“清官”或者“知名官员”，不如把他看作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注脚，把他的行为看作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应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