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中国需要怎样的立法博弈

　　作者：阿计

　　“中国5年立法观察”之二

　　放眼五六年前，立法博弈还只是少数法学专家学术研究时所专用，但在最近几年，它已成为大众媒体描述中国立法现状的高频词汇，这是中国立法生态的一个重要变迁。

　　传统立法观念认为，立法反映的是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利益，怎会出现博弈？但事实上，一些行政部门之间涉及权力、利益的立法博弈，滋生出了“部门利益”影响立法的现象，这在过去五年的立法实践中同样无法回避。比如，诸多不动产登记机构“诸侯割据”的混乱，曾让物权法一度陷入难以摆平的困境。在制订反垄断法时，数个行政部门对执法权的争夺，也影响了统一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立法构想的实现。

　　但正是在过去五年，部门立法的弊端，遭遇公共舆论的不断质疑，进而演变出公权与民意之间的新型立法博弈，其中典型当属治安管理处罚法。2004年10月，由公安部起草的该法草案提交一审，旋即招来“罚款法”、“扩权法”之类的舆论批评。暗流涌动的博弈过后，诸多“问题条款”纷纷改弦更张，尽管仍存有个别争议，但治安“变法”仍不失为民意影响立法的成功样本。

　　更加多元、更为复杂的立法博弈亦在最近五年浮出水面。以中国立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劳动合同法》立法博弈为例，这中间，既有学者阵营“京派”与“海派”的唇枪舌剑，也有劳资双方的意见冲撞；既有资方代表四处游说的身影，也有工会组织捍卫劳工利益的呐喊……即使在法律出台后，“劝辞门”等一系列风波，仍在延续着劳资双方的“后立法博弈”。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卷入劳动合同法立法博弈的，既有企业主和普通劳动者，也有代表劳方的工会、代表资方的商会等等。正是公共组织、利益集团的介入，将散乱、无序的利益诉求提炼成统一、理性的意志表达，从根本上提高了这场立法博弈的深度、效率和质量，这是中国立法博弈的一次“成年礼”。

　　而2007年年底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则让我们见识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立法博弈。所谓路权之争，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多为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无车族，与主要由新兴中产阶级构成的有车族之间的权利之争，在强势的汽车符号背后，也是财富、知识等资源的较量。

　　不同利益群体互相博弈，是现代立法的基本特征，而现代立法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分配代价，以追求社会总体代价的最小化。从讳言立法博弈到承认立法博弈，这是历史的进步。更大的进步在于，立法博弈已不再是“部门利益”之争的“独角戏”，而是兴起了“集团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利益”之争的“多幕剧”，它意味着中国立法正在向正常的博弈状态转型，开始更多地具备现代法制的品质。

　　在社会转型、利益冲突的年代，也许无法苛求立法的绝对公平，但应致力于建构一个民主、开放的公共平台，为所有利益阶层提供一个公平的博弈起点，保障强弱不一的社会群体享有平等的立法话语权。这种立法过程的公平化，无疑比立法本身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博弈洗礼，才会逐渐驱逐已成立法痼疾的部门利益之争，孕育出更为健康、成熟的立法博弈生态———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少，而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多。

　　□阿计(北京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