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飞：大部制改革理当推动中国政改进程

　　作者：周东飞

　　在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飞赴北京途中，钟南山代表向新闻媒体透露，他准备在本次“两会”上提出建议：国家正在进行“大部委”机构改革，医疗卫生工作也要有“大卫生”的观念，建议国家整合相关部门资源，建立“大卫生部”。事实上，在钟南山代表提出这样的建议之前，大部制改革已经成为本届两会的重要看点之一，有关人士更是提出了建立大农业、大交通、大金融等“大部门”的改革构想。

　　大部制改革被官方列入议事日程，则要追溯到更早。去年10月份，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今年2月底，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同意将后者提交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再过几天，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之于众。

　　相对于改革目标所设置的大部制，我国行政机关目前实行的是小部门体制，其特征是“窄职能、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关于部委冗杂之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形象地说，“按照部委分工，草本花卉归农业部管，木本花卉归国家林业局管，一个花农要面对两个部委。”应该说，无论从民间、学界还是官方，对于实行大部门体制都取得了基本共识。作为医学界的泰斗人物，钟南山力挺大部制的初衷，亦是忧虑在卫生、药监、医保等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下，医改方案殊难成功。

　　目前，关于大部制改革的讨论，一方面集中于具体的合并方案，亦即由谁来第一批吃螃蟹的问题，几天之后的人大会议上，随着机构改革方案的公布，种种猜想自会见出分晓。另一方面的讨论，似乎更加关注大部制改革的走向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定位问题。大部制改革到底是单纯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件，还是借此启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阀门？答案无疑是后者。

　　事实上，从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十七大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十分有益的启示。在这份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在政改的路径选择上，报告列举了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建设法治国家、扩大统一战线、完善制约监督和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六个方面。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自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当执政党坦然把民主上升到生命高度来看待的时候，其实谁也没有必要再去讳言政治体制改革。当3个农民工代表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5亿个工友迈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他们的足音同时也叩响着政治体制改革之门。当地处北京的一所中级法院宣布某国家部委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时候，一纸庄严的判决书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有序推进的证明书。同样，国家部委的整合意味着行政权力将受到进一步规制，行政体系的“能耗”将进一步降低，它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又必将进一步推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我们目前所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一些学者那里也被称作“善制”或“善治”，其目标是将行政部门的职能由原来的管制，转变到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更加平等、高效的“善治”上来。于大部制改革而言，实现“善制”固然是其直接目标，但绝非其终点。藉由大部制改革，跨越“善制”的桥梁，最终进一步开启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这才是这次众望所归的改革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