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中国政改不能敏感不能拖

　　作者：潘洪其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近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分组讨论时表示，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搞了三十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标志，中国改革是从政治开始的，先有政治民主，才有经济改革，才有市场经济。他说，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盲目不能急，一切都要有条件有措施来推进。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些场合成了一个“敏感词”，这种“避讳”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多次强调政改的重要性：“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等重要文件多次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不久召开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全会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在国家领导制度、选举制度、立法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逐渐深化，今后几年将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法治型、责任型、服务型政府，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具体而实在的内容，不应该有什么“敏感”之处。

　　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不能盲目，但也不能“敏感”，不能搞得神秘莫测，令人生畏。同时还要看到，与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个清醒认识和努力把握机遇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以及社会整合、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的伟大目标，都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些都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又面临着一个良好的机遇。

　　以十七大报告和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例，按照十七届二中全会的要求，大部门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十分贴近的“支点”。一方面，从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入手，我们可以开掘出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为深化政改提供现实的动力；另一方面，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阻力、问题和困难，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改，加强人大机关、司法机关等权力主体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来加以解决。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既有大胆推进政改而使改革得以深入的经验，也有因政改不力而影响和延误改革的教训。眼下，中国政改一方面形势较好，机会难得，另一方面局面复杂，任务艰巨，欲将政改推向深入，既需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也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非凡的政治魄力和科学的操作技艺。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槛”，我们既不能急，不能贸然求进，也不能畏首畏脚，浅尝辄止，不能在有条件有措施时仍然继续“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