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芳：引诱式执法本质是诱人违法

　　作者：宋桂芳

　　上海奉贤一女协查员暗查黑车被刺身亡。3月7日中午，黑车举报协查人员陈素军在头桥镇拦下一辆黑车，让司机将车开往早已埋伏好执法人员的修理厂，当黑车司机发现这是圈套时，他拒绝打开车门接受问讯，随后拿出刀具连刺女乘客，司机随后被警方控制，女乘客在送医院时死亡。(3月9日《东方早报》)

　　事件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被刺死的女乘客陈素军，事发时正在收集黑车非法载客的证据，而她被刺的地点，正是执法部门伏击黑车的地点。这是引诱式执法的悲剧。我们在对陈素军的牺牲表示同情的时候，更对这种执法方式深感忧虑。不妨换个角度想一下：如果黑车司机载的不是协查人员，而是普通乘客，结果也被执法人员查获，他会愤而怒刺执法者吗？暴力抗法自不可取，但布下诱饵，将对方引入设好的“套”中的执法方式，即便是对身无寸铁的普通市民来说，大多也很难接受。

　　引诱式执法往往因为操作简单，成本较低，似乎还可以打消黑车司机的侥幸心理，因而大受欢迎。但如此“钓鱼”除了有自布陷阱的道德疑问外，还存在践踏当事人知情权的问题、交通管理人员规避告知义务履行的问题。显然，这已经破坏了人们对现代社会公开、公正执法的法治信仰。明里执法力不从心，于是靠引诱式执法守株待兔。问题是，对于“如何取证黑车司机的违法行为”这个问题，总不能因为目的合理就不要程序正义——否则，如何谈得上“阳光执法”、“依法取证”呢？

　　当年轰动全国的“杜宝良事件”，让人们对隐蔽执法背后的“罚款经济”浮想联翩。眼下看来，引诱式执法比隐蔽执法更为可怕：因为，隐蔽执法只是放任了违法行为的发生，但引诱式执法却从外因上加速了违法行为的生成，甚至把好人诱惑成坏人。协查人员在事先知晓执法人员执法时间及地点的情况下，故意搭乘黑车，并将司机“带入布控区域”，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故意引诱司机从事违法行径。

　　引诱式执法本质是诱使他人违法。事实上，已经有不少自认为出于好心免费搭载乘客、或者拼车的车主，被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举报为“黑车”，承受巨额罚款。放任这种引诱式执法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当我们最需要搭车救助的时候，没有一辆车敢救我们——谁知道你是不是举报协查员呢。

　　新交通法第八十七条有言：“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可见，法之本意不在罚，如果都来大搞引诱式执法，怎能“及时纠正”？更不可能“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了。

　　引诱式样执法也并非暗访，暗访本身没有加速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而引诱式执法则奉行有罪推定原则，直接使违法可能转化为违法现实。所谓法治，应当依法而治，执法者正大光明地执法，守法者安心自由地守法，违法者心甘情愿接受处罚。但愿“陈素军事件”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