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文化标志城成政治博弈标志　

　　-主持人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王则楚(广东省政府参事)

　　●李公明(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邹啸鸣(铅笔经济学社理事)

　　●话题事由：300亿元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全国热议。昨天，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文化副都”是史无前例文化忽悠

　　苏少鑫：该项目复旦大学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称，建这个城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分散北京一部分功能，减轻北京的压力。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则楚：北京的功能和压力从来就不只是在文化上,而是在目前的由行政主导的高度集中的利益分配制度上,比较中央和省级财政预算的规模即可知。在民间文化方面，北京和济宁相去甚远，谈不上什么可替代性。因此，想建中国的“文化副都”，分散北京一部分功能，减轻北京的压力，纯粹是空想。

　　李公明：我不认为这里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文化副都”。一座真正的都城首先是人们的生活之城，不是光在每年唱几台戏的什么庙呀堂呀可以充当的；真正的文化之城更必须是由文化的历史积淀而成，绝非什么领导大笔一挥就可以无中生有的——这些本来都是生活的常识、文化的常识啊！

　　退一万步来说，既然说是为了减轻北京的压力，那就承诺把上至文化部下至各种全国性的文化部门、艺术机构统统都搬迁到山东济宁吧，让文化官员和他们的太太们都成为这座都城的常住居民吧，否则如何减轻北京的压力呢？如果不是这样，所谓的“文化副都”不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忽悠吗？

　　邹啸鸣：北京之所以成为“首都”，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城市成为“首都”的原因一致——那就是“权力集中权利”的结果。包括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都是由政府所集中管理和使用。所谓建设一个“文化副都”的思维，其实仍然是这种制度架构的延伸。有区别的是从北京延伸到其他城市。其实，减轻北京压力的另一种方式是分权。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解决“钱流”的方向。因为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是“调动资源的资源”。

　　而目前的税收制度能量太强，很容易就可以将全国产出的很大部分集中到首都，然后由首都来“分配”。所以全国各地都不得不“跑部钱进”。济宁之所以热衷于将该项目建设到本地，就是这种制度架构下的“分蛋糕”行为。而其他地区的代表之所以反对的潜在原因，在于希望自己的地区也能加入这个分蛋糕的队伍。

　　一城之地“标志”中华文化荒唐之至

　　苏少鑫：有反对意见称，没有一座城市能够“标志”或者“代表”中华文化。这是否有道理？而从文化的要义来看，动用公共财政去宣传、推广比如是孔孟这一文化符号、文化观念，是否意味着对孔孟之外同属中华文化的另外文化符号文化观念的不平等？比如说，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创造一个法治、宽松自由的文化发展环境，让文化在多元竞争中得到发展。

　　王则楚：专制社会当然要独尊儒术，有利于思想控制嘛。百家争鸣、思想解放当然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对君为臣纲或一句顶一万句的作用则多少有点负面影响。张市长尊孔不过是从地方出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传统套路，无可厚非，福建南安尚有建洪承畴纪念馆者，大家大可一笑过之。

　　李公明：其实，从研究中华文化的角度来看，选址的对错也许根本不重要，关键的错误是它试图以一地一城为整个中华文化的“标志”，已是大谬。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对于“中国文化”这一流行概念的质疑是最有启发的：他认为必须正视民族差异、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共同的文化。在日常语言中泛用“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概念可以接受，进到学术语言中则应尽量避免泛泛而论“中华文化”，而在大规模的工程规划中则更不可以随意拉扯“中华文化标志”这样的旗号作虎皮，否则将是极不严肃、极为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