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富人纳税不能停留于税率高与低

　　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袁晓明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个税起征点和富人税率成为议论的焦点之一。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论题，通过人大、政协的会议把民意反映上去，继而通过立法制定国家的税收法规和政策，这应该是一定程度上的民意体现。

　　一般来讲，大众民意对个人所得税有一低一高的要求，低的一方面，普通人的起征点越低越好、税率越低越好；高的一方面，富人交的税越多越好，因为那是富人应该负的责任。如果在“两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提议，那应该最符合多数人民的意愿。毕竟中国的富人还是少数，多数人能因此而少交税当然得到民意的支持。

　　在个税的问题上，我也认为所得税率越低越好，但出于我的价值观和在经济上的理念，我并不同意富人就应该按更高的税率交税，更不相信富人的税率降低就能让富人的纳税比例减少。

　　事实上，对富人施行高税率并不能获得更多的税收。美国经济学家布鲁斯·巴特勒指出，在税率降低的情况下，富人支付的税款在总税收里却有更高的比例。按美国税务部门的统计数据，1980年，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为70%，当时最高收入前1%的纳税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总量的19%，在1981年里根政府减税后，最高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到50%，虽然富人得到了不少的减税，但富人纳税所占的比例却在不断地增加，在1986年，最高税率降到28%，最高收入前1%的纳税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总量反而升到27.5%。当然，并不是说富人税率提高就不提高富人税金所占的比例，但非常有意思的趋势是，在富人税率降低的同时，富人所纳税金的比例却在不断提高，最富有1%人的税率减少了一半，占总税金的比例却增加了1倍。

　　对于美国富人税率的故事，有人会说那是美国的特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许有不同的故事。但巴特勒相信，低税与富人纳税的关系并非美国独有，根据其他国家公布的税收统计报告，巴特勒举例说，1979年英国的前1%富人纳税占所得税总量的11%，当时的最高所得税率是83%，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的1987年，她把最高所得税率降到60%，前1%的英国富人纳税占总税收的14%，后来最高所得税率又下调到40%，前1%的英国富人纳税占总税收提高到21%。2003年澳大利亚的税收统计报告也显示同样的趋势，富人的所得税率下调使富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增加。

　　那么，中国富人的所得税率与纳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不能肯定中国也一定就存在这样的关系，即降低中国富人的所得税率反而在几年内却能增加富人的纳税比例。此外，中国的富人也没有交到70%那样的税率，富人所得税率是否需要调低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要简单地认为提高富人的所得税率就一定能增加富人的纳税，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和穷人需要大大减轻纳税上的负担。

　　与一些西方大国相比，中国人纳税负担在全球名列前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穷人不仅不交税，而且还享受到退税的好处，过去这些年，美国对家庭在纳税上也有更多的照顾，另外在教育投资上都给予纳税的抵免。

　　在我看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应该提高到5000元，甚至可以是1万元，纳税人少纳的那部分税金可以投入到消费之中，即增加内需，那其实是当今中国经济最需要的发展动力之一。而对于富人的纳税政策，不应该就是一个税率高低的调整，而是需要有更加全面的考虑。

　　毋庸置疑，那些更富有的人应该对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当今中国富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如何以自己的财富推动经济发展，帮助自己的同胞走出贫困，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富人的财富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能产生更多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一般来讲，中国富人的财富可以有几个途径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一是富人消费；二是政府多征富人的税去投资办企业；三是富人直接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在这几个途径中，富人的直接投资最为有效，尤其是与政府征税相比，政府的税收只是更多的用于行政开支，不可能再生财富，即便政府用税收去投资，也很难是有效的投资，抵不过私人投资的收益。

　　因此，如果不降低富人的所得税率，也应该考虑把富人的投资列为税前的所得，给富人的投资以税收的照顾，以便鼓励富人投资，让富人的所得能够不断地为富人自身、其他社会成员和国家都能带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