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提前应对人口变迁带来的负面冲击

　　作者：程亚文

　　建立在人口增长过快引发经济社会困难事实上的人口控制政策，它三十多年前在中国出台，绝对是有必要的，不过，它对如何保障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等长时间保持在合理状态，却又有些考虑不足。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伟雄呼吁国家应警惕人口性别比失衡，今年全国“两会”大幕尚未拉开，全国政协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又谈到独立子女问题。而在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所提出的“鼓励一胎、允许两胎、限制三胎”的意见主张，再次引来热议。

　　人口问题在盛大的全国性大会上如此频繁引起关注，当然是因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人口情势，已经与以往有了深刻不同。重新思考中国的人口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长远经济社会影响，因此非常必要。

　　从以往人类历史来看，在人口变迁、经济社会变化和国家政策选择之间，总是存在一个明显现象，那就是经济社会变迁往往滞后于人口变迁，而相关的国家政策调整同样滞后于经济社会变迁。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是如此。

　　欧洲在这方面的表现很有典型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近二十年时间内，欧洲曾经历一次“婴儿潮”，在此期间和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欧洲一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各国普遍建立起了惠及全民的福利保障体系。当时的欧洲人口较为年轻，社会充满活力，高福利并没有让欧洲感受到多少财政压力。

　　然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欧洲经济活力逐渐减弱，高福利制度也日益捉襟见肘，不少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再次向传统自由主义回归。人们在寻找压迫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稻草”时，普遍发现这与80年代后期以后老龄化程度明显提高有关。在目前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16个国家中，欧洲竟然就占到了15个。而曾经的亚洲“优等生”日本也莫不如此。

　　欧洲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活力的减弱、社会福利制度的难以为继，原因应当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从那时候起，它们在人口再生产上就已经开始出现转折，新生人口发生大幅度下降。这两个地区是经济社会变迁滞后于人口变迁的鲜明案例，而这些国家的相关政策选择，同样滞后于人口变迁。在40余年前，欧洲和日本并没有想到要防止出生率下降过快，直到相应的经济社会问题在十几年前出现后，它们才开始出台各种措施鼓励生育，而在想尽办法生育率仍不见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又只好选择提高退休年龄。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选择，不仅反映了国家政策调整滞后于人口变迁实际，而且后者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影响一旦出现，再去应对时已经困难重重，事倍而功半。

　　欧洲和日本在人口变迁、经济社会变化和国家政策上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人口牵住了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的鼻子，而不是国家政策及时主动把握了人口变迁。这对一个国家的提示，是要敏锐察觉正在发生的人口变迁，并对人口变迁后继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要做前瞻预测，和在此基础上有预见性地进行政策调整。

　　这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个提示。在1949年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曾一度鼓励多生多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因此激增，它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在六七十年代是就业困难、上山下乡和政治动荡，到70年代以后才逐渐转为“人口红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人口增长的复杂影响显然估计不足，当时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评，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其时中国仍基本处于农业社会，人口生产速度过快会使物质生产发生短缺。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感受到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后，中国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行人口控制政策，十年后又形成最近二十余年来所看到的计划生育政策，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后来也得以平反。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同样落后于人口和经济社会变迁。

　　人口变迁是充满不确定的领域。任何有效的人口政策都有时间限度，超过一定时间限度就可能背离人口变迁现实。建立在人口增长过快引发经济社会困难事实上的人口控制政策，它三十多年前在中国出台，绝对是有必要的，不过，面对现实情况的变化，如何保障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等长时间保持在合理状态，是决策者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已大为下降。它使中国正在成为老龄化社会、性别比失衡社会，也使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前后即将丧失。可以预计，这又将使过去30年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局面不可持续，中国必须提升技术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还将使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就要被迫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巨大挑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可能因此减弱，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也将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中国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为防止人口变迁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强大负面冲击，已有必要反思以往的人口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使政策调整能够有效调节人口和经济社会变迁。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