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克友：院士应爱惜自己的羽毛

　　作者：付克友

　　山东济宁拟花300亿元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成为两会期间最富争议的事件。发起该工程倡议书的69位“两院”院士中，工程院院士何镜堂站了出来，声称已经“记不清”是否在倡议书上签过名了，“可能是口头答应的”，而且好像“当时有领导”。至于是否清楚这是一项什么工程，何院士有点“不好意思”，说“不太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不管是口头答应，还是真签了字，都令人难过：既然对项目情况都还不大了解，为什么就大大方方地贡献自己的大名呢？作为院士，为什么如此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应该说，院士在科学家和学者中拥有最高声望。一方面，这种声望是院士本人毕生孜孜以求的学术声誉的积累，可谓来之不易，因而值得倍加珍惜。另一方面，这种声望也是社会赋予他们的最高奖赏，并相应地对他们寄予了期待，即希望院士们能好好利用这笔无形的资源，将其转化为最大化的社会效益。显然，无论从个人内在的价值追求，还是社会外在的道德约束，都要求院士们珍惜自己的羽毛。对羽毛的玷污，不仅伤害自身的声誉，降低社会评价，更有损公众利益。

　　从100多位政协委员的呼吁，到公共舆论沸沸扬扬的质疑，不难发现，300亿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社会价值与合法性大大值得怀疑。至于对项目“不太清楚”的借口更无法成立。试想，一个堂堂院士，连要倡议的工程将会花多少钱、要达到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益都一无所知，就敢签上自己的大名———院士的头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廉价了。

　　我看还是何院士那句“当时有领导”道出了全部秘密。本来，学者声望应该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资源，然而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下，学术资源往往成了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附庸。一方面，学术声望的获得，往往不是源自学术自身的评价体系，而更多地遵循着行政体制的逻辑。院士的评选机制就令人诟病，比如，多养活了7000多万人的袁隆平没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获得了筛选条件更为严格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既然学术声誉的获得要仰仗权力，拜服于权力也就不难理解。另一方面，学术声望形成之后，也没有独立的运行机制，仍然和行政体系纠缠在一起。比如，院士们的课题经费、学术资源，需要行政式的审批和领导点头；又比如，作为著名学者的葛剑雄先生，有了“两年前校方要我参与”，当然应该还有因此带来的不菲的课题经费，于是就欣然领命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的首席专家了。

　　权力的影子无所不在，金钱的诱惑如影随形，哪里去寻找院士和学者们“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