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渔：不必把打劫银行计划书泛道德化

　　作者：张若渔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文秘专业的何老师，两周前要求学生写一份“打劫银行”的计划书，称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学生们则普遍反映作业题有创意，能从中得到启发。(《信息时报》3月20日)

　　“打劫银行计划书”是一份课堂作业，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份作业。无论是媒体的关注还是舆论的热烈争议都表明，它已然走出课堂，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难以是非立判的判断题。难就难在，当这道题目与道德问题纠结在一起，解答起来就颇费踌躇。

　　“打劫银行”毫无疑问是重大的刑事犯罪，而老师却要学生写一份这样的计划书，还要在课堂上公开讨论，师生“密谋”以求做到滴水不漏。如此这般，难免让一部分道德敏感的人们惴惴不安——这岂不是涉嫌教唆犯罪？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道德免疫力足够强大，我们似也有理由说，这仅仅是一份作业而已，不必上纲上线、夸大演绎，以免曲解了这么好一个课堂创意。由此不难看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分歧，在于我们是站在道德立场上还是教学立场上去判断。

　　那么，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更恰当呢？其实，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学生。我们看到，对何老师这份具有想象力的作业，他的学生们普遍感觉“有创意”，“能从中得到启发”，有不少学生网民甚至在新闻留言中流露出钦羡之意：“我怎么没遇到这样的老师？”显然，这些话已足够说明问题。何老师是坦荡的，学生们是认同的，双方都没有把这份作业与“犯罪”联系起来。如果我们非要把这份作业泛道德化、甚而大张挞伐，首先不答应的我想将不是何老师，而是他的学生们。原因很简单，我们太过轻视了学生们的主体性，无礼地把他们视作一个个毫无是非判断力和道德意识的、被老师的“魔弹”一击就倒的“活靶子”。换作是你——一个身心健全的人，你会答应吗？

　　无数的事例证明，道德有时候就是一种软暴力，在自鸣得意的“崇高”背后往往是社会的伤痕累累。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疑似与道德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一种很珍贵的品质就是，节制、驯服自己道德感的泛滥成灾。否则，由似是而非的道德感所构筑的襁褓，不但不能塑造一个人善良、诚实的品格，反而会让人窒息。

　　由此，我们也可得出一个结论，像“打劫银行计划书”这样的事情，固然可以从道德上去讨论，但也请不要仓促、无端地进行道德定性。我们的眼睛不能老是盯着“打劫”两个字，而看不到“计划书”，更不能动辄就抄起道德大棒睥睨众生，却看不到课堂上热情洋溢、心怀坦荡的讨论。当事者很放松，有些人很紧张；当事者心里很明亮，有些人却感冷风阵阵，如临大敌。到底谁心里“有鬼”，实在是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