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以权力有效制衡 保证政府信息公开

　　新京报社论

　　近日，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正式成立，该机构将负责指导、监督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组织市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发布和保密审查，此外，市民发现政府发布虚假信息、发布的信息不完整、或政府不履行信息公开的行为，可向该机构进行投诉举报。(4月1日《京华时报》)

　　我国已经颁布的信息公开条例，采取的是“列举法”而非“排除法”，也就是说哪些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法律作了大致的罗列。这种立法模式，因为法律不可能把信息公开的要求具体到政府每一个文件，只能粗略地作出一些概括性的界定，因此法律就有了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倘若法律执行者偏重于维护政府利益，那么《信息公开条例》的现实效果将大打折扣，倘若法律执行者秉持公正立场，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那么《信息公开条例》则能发挥其最大的功用。如此来看，“信息公开办”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

　　“信息公开办”承担的权利救济职能，同样责任重大。因为，公民若不服从行政机关拒绝信息公开的决定，固然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但众所周知，司法救济是一个成本高昂、长路漫漫的“消耗战”，它不可能成为公民知情权救济的主渠道。而以行政救济为主，以司法救济为辅，这才是理智的解决之道，“信息公开办”接受市民投诉举报，显然有利于打造一个权利救济的快速渠道。

　　不过，“信息公开办”一方面享有组织信息公开的“执行”之权，另一方面又具有接受投诉举报“监督”信息公开之权。这种执行权与监督权集于一身，似乎有悖“决策、执行、监督”分开，即行政权力三分的改革思路。想象一下，现实中，若有公民认为政府某个文件应该公开，可这个文件已经通过了“信息公开办”的保密审查，若政府不愿公开这个文件，那么公民向“信息公开办”投诉，那“信息公开办”将陷入自己查自己的尴尬，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执行信息公开和监督信息公开，显然是应分而置之的两项权力，并且，监督权也不宜只是由行政机关内部来掌控，毕竟，这种“兄弟监督兄弟”、“左手监督右手”的同体监督，难免处处受到掣肘。

　　在不少国家，对信息公开行使监督权的，是一种独立的机构，例如法国和日本。在法国，对公民提出的信息公开异议进行审查的，是“关于获取行政文书的委员会”(CADA)，CADA的委员会共有10人，由来自最高法院、审计检察院、国民议会等机构的代表，以及法国档案馆馆长、政府出版局局长等共同组成。在日本，类似的独立审查机构是名为“信息公开审议会”的机构，该机构设置于总理府之下，其9名委员从品质优秀者中选任，经两议院同意，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命。

　　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显然有利于摆脱行政保密主义的干扰，使信息公开的监督维持客观与中立，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民知情权。所以，在我国，继续推进信息公开的法制化，构建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机制显然是重要一环。我们不妨在这方面积极展开改革的尝试，以权力的有效制衡保证信息公开，给公民知情权一个坚实的制度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