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渔：死刑从枪决到注射是身体主权的回归

　　作者：张若渔

　　作为首座试点城市，1996年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死刑。目前，云南、成都、太原全面废止了枪决，另有多个城市计划今年内全面推行。从枪弹到针头，中国刑罚的人道进步在悄然加速。(4月10日《南方周末》)

　　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刑罚的进步史。就死刑犯的处决方式而言，由极其悲惨血腥的斩首、凌迟、车裂、绞刑等方式，慢慢过渡到枪决，无疑见证了司法人道主义的成长。然而，文明大势浩浩荡荡，枪决的正当性业已在今日受到挑战。

　　枪决绝不只是一种技术行为，它隐含了太多的道德因素。我们的司法机关从不掩饰附加在枪决上的“震慑犯罪”的功能，也就是说，枪决其实和断头台一样构成了一种司法仪式，一种威权的象征；而死刑犯的肉体也被赋予了道德意味，成为憎恨、辱骂、唾弃和引以为戒的对象。当今，似乎没有什么刑罚能比枪决更能直观地宣示国家力量的存在、犯罪后果的严厉性和残酷性。

　　相比枪决的道义控诉意味，注射死刑显然是中性的。它的优越性在于，它尽其可能地祛除了刑罚的道德色彩，这样一个过程，只是犯人对其罪过负责和赎罪的过程，没有威权魅影的迷离，也没有煽动情仇的躁动，在人格、尊严和权利得到妥善保护的情况下，死刑犯“走得很诗意”。千古艰难唯一死，当此之时，包括死刑犯在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安安静静地上路。否则，既是对死者的不敬，更是对生者的残忍。

　　正如福柯所说，即使是再罪恶滔天的犯人的肉体也属于他自己的主权，不是“国王的财产”。但凡公义的司法，都不能公祭罪犯的肉体，使其成为大众消费的丑角对象。司法正义的其中之一，正在于放弃对惩戒的迷恋，停止对罪犯肉体意义的紧追不舍。我们目前还不能废黜死刑，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死刑处决方式上有所进步。从疾厉的枪火到温和的注射，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革新，更是司法制度体谅人性，从司法主权回归身体主权的迟来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