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教育改革需要补思想解放课

　　作者：杨东平

　　我们今天沿用的许多教育话语，指导思想、价值方针等，基本是在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期形成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治理模式也仍未真正摆脱计划体制，这是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必须补上的一课。

　　教育不仅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关系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事业。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从未停息。世界各国的教育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为教育改革的竞争。然而，长期以来，与教育投入不足并存的另一个事实，是我们对教育改革缺乏应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教育改革之所以滞后，教育被喻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可以从对30年教育的梳理中得到一些认识。

　　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直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当时最重要的拨乱反正，一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正式否定了“四人帮”炮制的否定知识分子和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两个估计”；二是恢复已经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在全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此后，邓小平提出教育“三个面向”的现代化任务和培养“四有人才”的目标，确立了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基本价值。

　　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了在新形势下不同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度。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教育界摆脱“左”的思想禁锢，提出了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的问题。1979年10月，《教育研究》杂志发表文章，批评由于“四人帮”否定一切，就对“十七年教育”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他们把17年当作理想境界，‘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就是经典定义，就是变相的语录标准。”也有文章认为当时“教育工作从方针、学制、课程到教学方法，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需要研究和改进，”例如“我们在1958年所犯的‘左’的错误并没有被当作教训接受下来，……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些错误，把它推向极端。这难道不值得令人深思吗？”然而，这些意见和声音很快就被压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教育界并没有得到深入开展。

　　对文革前教育的评价和反思，直接涉及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向何处去：是按照社会现代化的方向改革教育，还是重新回到50年代，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模式之中？作为比较，经济领域明确否定了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开辟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航道。而教育领域的恢复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的简单做法，如重新建立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制定的《高教六十条》等文件，按照老办法，恢复“旧秩序”。因而，70年代末教育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未完成的拨乱反正。我们虽然在“要不要教育”的问题上恢复了常识；但是在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的问题上，却未能产生新的思维。1983年5月，胡乔木在与何东昌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对教育方针没有专门研究过，是沿用了过去的提法。不能以六中全会的提法为界限，在这个圈圈里，不敢越雷池一步，”言明了当时教育界思想解放的问题。

　　不难看到，今天教育领域的许多问题，均植根于50年代形成的教育制度之中。例如学生负担过重、分数至上的问题，到80年代发展为“片面追求失学率”的弊端，当前则发展成为“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一脉相承的。例如1958年形成的政治与教育、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和反思，在今天的教育生活中仍若明若暗地存在。我们今天沿用的许多教育话语，指导思想、价值方针等，基本是在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期形成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治理模式也仍未真正摆脱计划体制，这是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必须补上的一课。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