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克友：高考制度的边际改革值得关注

　　作者：付克友

　　浙江宣布明年将实行高中会考、综合素质评价和高考成绩三位一体招考体系，单一的“统一选拔考试”将退出高考历史舞台，高考成绩不再是惟一录取依据。

　　和近年一些高校试行的自主招生改革一样，浙江的“试水”无疑也是对现有高考制度的“边际变革”：不指望在全国范围内，立刻进行全面的教育体制变革，而是由某些地区和某些高校走在前面，对高考制度的某些方面实施渐进式改革。

　　没有人否认现行高考制度弊端重重，其中最为人诟病之处有二。一是“教育公平”问题，表现在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差序格局，以及由此产生的录取分数线的地域悬殊。一个北京考生500多分就可以考上北大、清华，而一个四川考生也许600分才能上重点。二是素质教育问题，一考定终身的“唯分数论”，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和个体差异，其甄别与选拔功能大打折扣，高分低能现象突出，这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教育不公平。本来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不能实现优化配置，难以产生最大化的社会效益。浙江改革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第二种“不公平”。一个例证是，与这次改革相应，浙江日前宣布取消省级优秀学生的加分政策。

　　然而对于高考制度是否改革及如何改革，存在着极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在目前外部大环境的约束下，统一录取制虽非最优，却相对公平。如果打破，难以保证招生过程公开、公正、公平，也担心招生中会出现更多的腐败和黑幕。浙江的高考改革方案，在高考成绩之外，把高中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也都列为录取的重要依据，这实际上就给予了高校更多自主权利。在他们看来，这可能留下暗箱操作的空间，从而损害教育公平。

　　的确，这些担心值得重视。然而，任何一项改革方案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总不能说，外部的大环境(高等教育体制等)一天不变革、不完善，那么高考制度就只能一成不变；也不能说，要等到外部环境都完美无缺了，再让高考制度改革“毕其功于一役”。

　　其实，衡量新的高考制度是否成功，一个重要标准应该是较之既有的高考制度，是否能够更加“相对公平”，是否能够实现教育资源更加优化配置。正是在这一点上，浙江的高考改革值得肯定。我们知道，现有的高考制度实际上植根于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就是计划性，高考分数线的划定及录取名额的分配全由上面说了算，高校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浙江的改革，实际上使得地方和高校获得部分自主权利。这种权利，正是高校形成自我治理和自我发展机制的基础，并由此形成高校之间有序竞争的良性格局，实现生源及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而高考制度的“边际变革”，也必将对教育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最终实现“教育大环境”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