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渔：高考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

　　作者：张若渔

　　从2009年起，单一的“统一选拔考试”将退出高考历史舞台。浙江省日前公布了该省新课改高考方案，除了高考成绩，高中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也都将成为能否被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中国青年报》4月17日)

　　针对高考的改革持续多年，各地时而曝出的改革举措在一点一滴中积累尺寸之功。在笔者的视野之中，浙江省此次的新高考方案可以说是最细致、也最有力度的尝试。从中不难看出浙江省有关部门对高考改革的诚意，以及对教育本质的清醒认识。

　　浙江新高考方案，努力祛除由“统考”所带来的沉疴与积痹，参照点多元、评价体系丰富。透过种种纷繁的细节，我们完全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其旨归：放权。一方面是对大学放权，增加大学在招生中的权重砝码；另一方面是对考生放权，增加学生的考试机会，并赋予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类型、考题模块的权利。

　　对大学放权，其实也就是尊重大学自主办学的法定权利。大学本来就拥有办学自主权，可长期以来，这项权利仅仅适用于学生被招进来之后，在招生这一块却鲜有体现。此次浙江新高考方案，尽其可能地弥补了这一差池，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引为大学招生的重要权衡依据，而且大学也可根据办学目标的不同，对学生的成绩设定种种要求。这种高校力量介入招生程序的景观，对大学和考生显然是一种双赢。

　　如果说对大学放权是对大学既有权利的尊重，那么，对考生放权则是一种赋权。赋权的本质是赋予选择的权利，使学生脱离以往单一、促狭的考试模式的限制，获得更多的主体性和灵活性。我们注意到，此次浙江新高考方案，仅考试类型就预备了三种，可以说给了学生足够的选择空间，有利于因财而考，发挥考生的特长和个性。而考试机会的增加，学生甚至可以选择考试成绩，更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进步。

　　双方面的放权，造就海阔天空的局面。应该说，这也是高考改革的大势所趋。在更大的视野里考察，为什么高考改革持续经年却收效甚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我们总是从高考谈高考，零敲碎打的高考改造工程绝难改变隐藏在高考深部的制度性弊端。只有跳出高考，从教育权的维度循序渐进地施行治理，才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收事半功倍、釜底抽薪之效。

　　今天，政府与民间早已达成共识，高考必定是素质的而不是成绩的，但不必讳言，教育行政部门手中掌握的“统考”权，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羁绊力量。高考腐败、权力寻租且不去说它，垄断的教育权也使得高考本身失去了依靠各方合力改变高考现状的动力和能力。

　　因此，多年以来，坊间舆论呼吁高考的充分社会化、去权力化。高考从报名、考试、阅卷、招生等诸环节都交由独立、公正、权威的社会组织和高校组织去经办，教育行政部门置身事外，仅作为一个监督者而存在。这种社会化的高考模式的优越性在于，既为政府卸下了重压，节省行政成本，又为高校和考生松绑，还原了教育的本质，是为两全，何乐而不为呢？

　　眼下国家提倡解放思想，在我看来，其中之一，就在于教育权向民间的回归。浙江省此次将高考权分解、下放，诚可作为解放思想的一部分，值得给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