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符号化的北大与符号化的孔子

　　作者：陈明(《原道》主编)

　　不管承认与否，北京大学都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某种象征性的符号，京师大学堂、五四运动、文革以及方兴未艾的政治家演讲无不说明或强化着这一点。在这个时候讨论一下孔子与北大的关系也许是适合的。

　　我对北大这个符号的注意是在1998年北大百年庆典的时候。当时刘军宁主编了一本《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李慎之写序——有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破题之作”。大概是说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显然，在他们笔下这个符号象征着自由主义。毫无疑问，这是可以找到许多事实依据的。但是，一代一代北大人提倡民主、科学的目的是什么？是寻求富强，是救国救民——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个性救国等各种主张于焉而生。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爱国主义当作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事实上我当时就觉得主流话语把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或爱国传统说成北大精神或北大传统不仅同样成立，并且更有解释力。因为任何主义作为方案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免随着世事变迁而需要做出损益调整，能够为这种损益调整作依据的只能是人的“未被规定的需要”。爱国主义正是与此对应的这样一种精神、情感或意向。社会主义同样与北大源远流长，那是因为存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认知，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成为上上下下的新共识。自由主义同样如此——陈独秀、胡适诸先生不是就有宪政爱国主义之说么？

　　自由主义、爱国主义，孔子与这一切关系如何？

　　那个把北大精神定义为自由主义的李慎之先生断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如果这样，那么孔子与北大是格格不入的。但刘军宁对传统、孔子的理解则相当正面，认为“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并在实践层次上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向”。

　　爱国是具体的，爱祖国的山川风物、历史文化。创办于国势衰颓新旧交替之时的京师大学堂不免带着先天的焦虑，而表现为对西学的崇隆和对传统的轻忽。王国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冲突实际是时代症候的折射。事实上，可爱者与可信者自有其学科归属和价值领域，不能也不必强求同一。在意识形态话语弃旧图新、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孔子作为一个符号，自有其不可替代和磨灭的意义。实际上，在塞万提斯、苏格拉底、李大钊、老子什么的之外——听说下一个是莎士比亚，实际我觉得胡适似乎更迫切。把孔子请进北大，并不意味对历史的改写颠覆，而只不过表明我们对现实和未来有了比较健全均衡的理解。

　　从根本上讲符号的意义是赋予的，它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期望。这就不免导致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各方显示的能量可以显现文化权力真实的结构状态——这事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