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飞：澳门红包也是抵御通胀的政策工具

　　作者：周东飞

　　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22日宣布，拨出逾20亿元盈余还富于民，永久居民获发一份5000元的“红利”、非永久居民获发一份3000元的“红利”，争取在7月份实施。

　　自从上海政协委员邢普提出给国人每人发1000元现金的建议以来，人们忽然发现派发“红包”并非奇思妙想，而只是一些政府的常态举动。仅今年以来，就先后有新加坡和香港向居民放“红利”、派“糖果”。此番澳门的“红包”，无论是单个的成色还是整体的分量，与新加坡、香港都不太具可比性，但其中蕴含的新的目标取向却值得重视。

　　此前我们论及政府“红包”，一般是从国家伦理的角度来着眼，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国家财政的盈余，应该通过“分红”等方式让公众分享。公众在政治意义上结成国家，也必须在经济意义上获得红利，这是权力的公平正义使然。但是，此次何厚铧宣布分红，固然是因为政府有盈余，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澳门政府更重要的目标在于，要通过发放红利的方式，帮助居民消化涨价的压力。也就是说，政府“红包”在道德意味之外，更着重于工具价值。

　　政府发放“红包”的做法，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社会分红”理论。在米德看来，国家理应“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同时，他还认为“社会分红”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工具，在经济萧条时期能够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这一点或许正是澳门派发“红包”的理论依据。在通货膨胀面前，政府着眼于护佑民生和确保发展的双重目标，必须采取措施以纾解居民支付压力，保障其正常的消费能力。

　　3000-5000元的“红包”谈不上大，这样一笔小钱到底能办多少事情，期待值也很有限。但是，从抵消物价上涨压力的角度看，完全可能取得以小博大的效果。通货膨胀的可怕之处在于，对居民而言同样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将支付更多的钱，居民的理性选择一般是减少消费，这样就更容易使经济陷入需求不足的困境，从而产生恶性循环。“红包”效应的作用机理是，以政府的支付消解物价上涨部分，从而保持居民消费的平衡，避免经济的过大波动。

　　保护和激励公众的消费动力，当然不只对澳门经济发展有意义。就我国整体经济的形势而言，扩大内需也已经到了必须受到高度重视的时刻。长期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各种要素的贡献并不平衡，投资和出口一直是主力引擎，两项合计占到GDP总值的大约80%。与之相比，国内消费呈现出某种疲态，社会零售总额仅占GDP的36.4%。在国家加紧宏观调控和美国经济衰退拖累的双重影响下，国内消费已经成为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强调，今后五年除了抑制通货膨胀之外，还要重点抓好扩大内需和自主创新。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路径，一方面在于加大政府对住房、教育、医疗的保障力度，将公众从沉重压迫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在于普遍提高收入水平，将公众从囊中羞涩中解放出来。前者着意于激发消费愿望，后者倾向于增强支付能力，物价持续上涨对两者都是一种反作用力。政府“红包”的发放，本意正在于增进消费愿望与增进消费能力的统一。或许，我们还可以就派发红利的方式与数量继续讨论，但着眼于宏观经济的冷热，这样的目标取向应该纳入我们的共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