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仇和能否烧开“昆明水”

　　-杨敏

　　15摄氏度的昆明温和、闲适。

　　这块尽得造物恩宠的坝子，非但膏腴沃壤，更有五百里滇池以滔天浴日的气派，吐纳怡然自得的氤氲之气。

　　“昆明需要100度的沸腾”，这句话出自一位政协委员之口，旋即在昆明民间广为流传。15度的“温吞水”如何沸腾？与民间的人心鼓舞纠结在一起的，还有昆明政坛的不适应以及城外嘈杂的弹赞之声。

　　此刻，在仇和仕途的第三站，“仇和现象”再次风生水起。距离两年前从宿迁市委书记擢升江苏省副省长，他蛰伏了整整两年时间。这一趟 “千里走单骑”，仇和获得了足够开阔的政治运作空间，但是，仇和能否烧开“昆明水”，最终还要看时、势、情三大情境是否有利于新政的推行。

　　作为中国转型时期一个符号性改革人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仇和的一举一动都伴随着社会的欢呼和焦虑，民主与效率，强权与公正，目标与手段，仇和治理模式中的这些充满矛盾的关键词，一度令媒体丧失了冷静叙述的话语能力。尽管在主政沭阳、宿迁期间，仇和遭遇过多次“棒杀”，2006年他却推心置腹地与媒体“交好”，称“媒体是没有恶意的，他们表面上在写我，实际上在写中国，我只是他们借以透视中国改革和命运的一个象征，所以，我的形象就不可能不符号化，而一个符号化的形象总是要展现冲突的。”不与媒体交恶，也是履新昆明后的仇和获得舆论支持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位曾经读过7个版本《经济学》、看过3个版本《世界通史》的官员，也必然知晓媒体选择性报道的专业偏好，以及传播活动中“议程设置”对舆论的影响力。今天的仇和，应对媒体已经具有足够的经验，较之于2004年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批评，仇和昆明新政得到的评价显然中允、温和许多。

　　今天，已然成为封疆大吏的仇和，政治运作的舞台更是今非昔比。昆明人闲适、守成的坝子文化，虽然具有一定的黏着性，但是一经搅动就是一池春水。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1999年世博会以后，昆明似乎再无“颜色”，加之城市竞争力的逐年下滑，再闲适慵懒的状态也有被严酷现实唤醒的时候，所以，当“村城”、“困民”等坊间说辞被新任市委书记采用之后，民间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令昆明的春天变为一个“政治季”。民意的复苏尚在其次，从改革操作条件来说，昆明这个平台要比宿迁得天独厚。作为经济总量占到全省三分之一的省会城市，昆明所具有的部分立法权，是仇和最为看重的改革要件，因此他说“这是最大的优势、要用足”。一旦用足法律规制，昆明新政就可以规避宿迁改革时期的“灰色地带”治理模式，这也给仇和下一步成功推进改革增加了一成胜算。

　　或许，仇和在昆明的新政还有一层更为宏大的背景。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两会前后，中央在各省市的人事“布子”所体现出的种种新意，也让人们看到传统用人导向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仇和在昆明的委以重任，说明极具个性的改革者进一步得到了体制的认同和尊重。当人们急于为不足半年的仇和新政贴出标签的时候，他的改革之剑还远未触及行政体制的肯綮之处，随着改革的深入，昆明也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仇和能否烧开这壶“昆明水”？答案尽管仍在远处，我们还是对其保持谨慎的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