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柏杨去世 民族反思不会终止

　　作者：刘戈

　　“酱缸文化”之于柏杨，就如同“数目字管理”之于黄仁宇，是作者留给社会的最大遗产。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民族身份的焦虑几乎构成我们对柏杨的全部印象，这种思之不得、辗转反侧的情绪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起相当共鸣，其中许多语言今天仍不过时，许多现实今天仍然存在。我们对昨天刚刚去世的柏杨表示敬意。

　　在柏杨看来，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他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在他的反思中，有亲文化而远政治的特点，这和今天的社会思潮将儒家文化与民主进程联动比较和思考的路子，不尽相同。这也许只能和“因地制宜”“事与时异”这些词语拉上点模糊的关系。社会不断进步，时代在发展，人们终究会发现，许多名词、许多符号不过是一张皮，里面装的什么，装得好不好，一概都要以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为检验标准。儒家文化之于我们，区区几十年的反思或许得不出真理。

　　和《丑陋的中国人》出版时期相近的是《丑陋的日本人》和《丑陋的美国人》。在二战结束后到信息革命爆发的这段历史里，东、西方两个大国以及作为两种文化交合点之代表的日本，都出现了对民族自身的反思和追问，且均问丑陋，不提美好，不能不说，这是那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时代给全人类制造的精神困境。

　　这种困境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前现代，工业不发达，海上交通不便利，民族之间的交流并不深入。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工业和海上交通开始蓬勃发展，民族交流日益频繁。但在战火纷飞的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是来不及去谈论美丽和丑陋的。只有到了战火稍息、物质相对丰富的时候，大家才有时间来研究，此民族与彼民族谁繁荣谁凋敝，谁获得了更多一些的尊敬，谁的文化值得自己借鉴，谁的前途更光明。对民族的身份地位的渴望，和人类的其他欲望一样，有着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反思不足、阻止离经叛道的有害行径，并增强民族共同价值产生的凝聚力。

　　这三本“丑陋书”恰恰是那个时代那一代人的思考和总结。不管这些书到底写得如何，不管作者是否真的聪明，都体现了各自民族的不同困境和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在“丑陋”与否的反思过后，另一种抵抗性的思潮随之兴起，那就是“可以说不”。美国可以说不，日本可以说不，中国当然也可以说不。但即使说了不，也和反思“丑陋”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根源一致，那就是不断寻找本民族安身立命的理由。

　　在这个语境下，柏杨的去世也许只是一种个人的退出。因为，这种思考和追问，仍与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继续交织，且看不出一丝停止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