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整合超国家组织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国家(state)那一面，在二战之后，正在不断削弱中。二战之后，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WTO前身的GATT等超国家组织(supernational agencies)陆续产生。各国家通过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并接受其规范、监督和裁决，等于自愿地交出部分主权。国与国之间，又出现了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G8等多边组织。随着超国家组织不断扩充其权力，国际间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不再是某一国能独立作决策，说了算，国家主权进一步被挤压。

　　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它存在已经很久，但一向都是一个十分专业，与各国政府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很多接触，因而绝少在媒体中高调出现的超国家组织。但是近年禽流感和非典爆发之后，一段时期几乎天天见报，人们才猛然警觉，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听命低头的太上皇。它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香港便马上与世隔绝，有如死城。它要各国政府就禽流感和非典等采取某些行动，在某一期限之内提交什么报告，政府就得乖乖服从，我们这些老百姓更诚惶诚恐，不在话下。

　　问题是这一大堆超国家组织基本上是处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状态。它们唯一的成文规范，只是它们自己拟订和通过的章程，既不民主，也缺乏透明，不知向谁问责，更不受监督和制裁；我们只是先验地相信它们的好意和能力而已。有些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其能力已经被质疑；它们所倡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和“震荡疗法”，已经臭名远播，自动破产。这些组织甚至是否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或者只是西方霸权的一个工具，也是大众的疑惑。

　　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这一大堆处于无法无天状态，而又互不从属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之间，一旦出现冲突，目前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制去解决的。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正主导着全球化大潮流，当时得令，挡者披靡。但是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保育，也同样受到全球关注，联合国倡议有关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早在1992年便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179个国家共同签署。WTO并不凌驾于国际环保组织和有关协议之上，但它的许多做法都是反环保的。经济全球化与环保之间的冲突，至今依然无法处理，各说各话，各行各是。

　　中国较晚参加这场游戏，直到最近，它还只是一个按既定游戏规则玩的成员。但随着国力增长，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一些超国家组织的权力核心，参与制订游戏规则。陈冯富珍加入WHO和最近林毅夫加入世界银行等，是中国在这些超国家组织内地位提升的里程碑。不管人家怎样看，客观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应该跟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需要努力维持现状，还是企图突破现有的格局，这一抉择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已经再难回避。

　　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大家都忘记了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从无到有地进行法制化。这恰恰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将目前无法无天状态的超国家组织的秩序加以合理化和法制化，不但有国际间政府组织和NGO从旁推动的助力，更可通过维护建制去改变游戏规则，打破现状，通过注入新的思维与实质性的贡献，维护本身利益，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从这一个较高位置的新视野，我们不妨回头再检视文初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之下的“国族认同”，而在这大前提之下，大力与周边国家建立各种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超国家组织，去共同维护和发扬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语言等？不妨举一个较小争议的例子：我们大可大张旗鼓地与蒙古共和国建立超国际机制，进行合作，促进两国蒙古文化的发展。我有理由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双赢。我们的蒙古族同胞肯定会提高其国家向心力和国族自豪感。这才是21世纪泱泱大国的新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