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民主运动

　　胡福明

　　1935年生于江苏无锡，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曾任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等职，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至2001年2月)。

　　胡福明参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登后，被认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人称“春风第一枝”，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来个思想大解放。 

　　批“两个凡是”，准备坐牢

　　新京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已成为时代转折和改革先声的符号，为什么是你写这篇文章？是偶然的吗？

　　胡福明(以下简称胡)：我在南大是搞哲学专业，拥有专业的敏感性，这也是我对“文革”灾难的反思的结果。我在“文革”中先被打倒，后来成为逍遥派，一路看过来，变成观察者。为什么后来我写文章？因为我痛恨“文革”。

　　新京报：在“文革”中有哪些遭遇？

　　胡：1966年6月上旬，我被作为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当时被划为“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打倒，所有的“黑帮”待遇我都受到了。女儿那时只有2岁，被人骂为“黑崽子”，哭着跑回来。这不仅是我一家的遭遇。我后来能够批判两个凡是，与“文革”灾难太普遍有关，老百姓穷透了，苦透了。

　　新京报：怎么又成了逍遥派？

　　胡：我被批斗一年后，那些人到我家乡调查我。发现我是“红五类”。就把我放了。他们要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不去，因为我不理解，想不通“文革”。所以我就成了逍遥派。

　　新京报：那又怎么成为观察者的？

　　胡：江青、林彪这伙人，我一开始就很反感，林彪叛逃死后，上面通知参加党员大会。气氛很神秘。每人发一张票，排队参加，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清点人数。妻子问我，什么事？我说党内出大事了，林彪反党！

　　结果进礼堂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上面通报第一句话就是：“关于林彪反党……”，我当时就笑了。(笑)所以我当时预测，江青一伙肯定也逃不了。

　　新京报：但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出笼是你没有料到的吧？

　　胡：是的。江苏省批判“四人帮”的大会我第一个发言。我认为中国历史转折的时机到了，当时写了很多文章，以为春天来了，应该拨乱反正了，邓小平要出来工作了，中国要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了。

　　但是，我们太天真了。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二七社论”，“两个凡是”出笼，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变得寸步难行了。后来我才弄清楚是“两个凡是”在作怪。

　　新京报：所以你想到写文章批判。

　　胡：我仔细研究，觉得这样的提法不好，“两个凡是”等于说“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

　　所以，大概到1977年4月，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

　　新京报：当时担心被整吗？

　　胡：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只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革”以来，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就会被指责为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

　　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那我批判“两个凡是”就会被指责为否定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所以当时心里有点虚啊，要准备坐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