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防震社会化机制需要系统思维

　　作者：唐学鹏

　　汶川地震巨灾仍在继续扩大，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5月14日14时，汶川地震死亡人数达14866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4日16时，四川地震灾区死亡14463人，25788被废墟掩埋，受伤64746人。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受地震困扰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整个20世纪而论，全球“发作”在大陆(地震更多是发作在海洋上，海洋大约占85%，大陆占15%)的7级以上地震，中国占了35%；20世纪全球因地震死亡120万人，中国有60万人。毫无疑问，造成这一悲哀的延续性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地质状况。全球最恐怖的两个主要地震带，即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均经过中国境内。

　　造成中国地震伤亡率如此高的原因，除了地理地质原因或者人口稠密度(人口稠密的地区受到地震的伤害更严重)，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对地震的理解和防震社会化机制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深化。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狂飙运动”时期，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57%，城市总人口将增加3亿，人口分布将呈现出高度的不对称，一些地区的人口稠密度将愈发变大(经济产值也变得更高)，所以未来不可避免地要将城市群作为防震重点。而这同过去的农村地震安全工程完全不同，农村地震安全工程的核心是“农民住房抗震能力建设”，这也是中国唐山大地震之后的最基本思路——即提高住宅的防震性。

　　日本作为多震国家，其经验之处在于将地质防震研究同城市化战略非常充分地联系起来。日本在其早期城市化的过程中，也是更强调防震住宅建设，但是一些惨痛的教训让他们理解到防震技术并非是关键。例如，1964年的粟岛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毁坏。奇异的是，这些钢筋混凝土建筑并不是“内部崩塌”，而是“外部沦陷”。建筑物发生严重的倾斜和下沉，但本身却完好无损。其原因就是地震造成地基沙土液化所致。日本人发现，只关注建筑物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是错误的，必须要理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地质结构(地基、活断层分布)。这也意味着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地理的全方面考察是异常重要的，可以利用行政手段来改变区域规划，使之适合地质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而不能一味依赖历史、自由市场以及产业集群所形成的城市群地理发展路径。

　　地震的不可预测性也使得“事前预警”变得非常困难，这也使得国家防震预警系统重点转移到“事中(震波传递)预警”。政府负责中心预警系统的建立和地震信息的发布，私人和公司则投资建立分散的地震预警系统。层级丰富的预警系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覆盖大部分人群，使之较早地赢得对抗地震的时机。实际上，那种害怕放弃信息发布的唯一垄断权就会导致“谣言漫天飞”的思想是错误的。这次汶川地震也证明了，“真相是可以走在谣言前面的，只要废除那种官僚主义控制信息的心态”。快速的预警系统会降低地震带来的次生灾难(例如尽早切断煤气，避免地震带来的城市火灾，当然有一些自然性次生灾害，例如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是无法消除的)。

　　这次严重的地震灾难也考验中国的应急机制，中国应急机制的快速反应已让世界赞叹不已。不过，中国的灾难分担和保险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这次灾难救援以至随后的重建，中央财政是最大的“埋单者”(比如救灾援助和补偿、灾害恢复资金以及税收减免)。毫无疑问，对于像汶川地区这样的城镇，无法在短时期内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来应付地震巨灾。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推而广之，商业保险公司之所以对地震险无多大兴趣，是其盈利性和保险概率无法统计，也就是说，那种希望借助商业保险运作的挪威模式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考虑日本模式，即由政府财政来启动地震巨灾保险，然后吸引商业保险公司参加，成立股份化的巨灾保险公司(或者对保险公司的巨灾账户进行援助和指导性操作)。这一做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入保险监督机制(比如对防震级别低的房屋进行保费歧视，迫使社会防震能力的提高)来降低全社会的道德风险。

　　此外，一些新的流行技术的使用可以大幅度提高地震灾后的救援效率。我们注意到，现在地震应急指挥工作的GIS数据大多还是以二维展示为主。实际上，像世界上很多地震多发国都已经开始根据现场资料在Google Earth的基础上建立三维模型。其实，这一技术只需基于Google Earth进行KML语言的开发即可。比如用Google Earth进行GPS导航救援时，可以先根据现场资料在Google Earth 中预先规划可行的救援路线，然后再将数据经过适当的处理转化成GPS可以接受的格式，通过网络将其传输到GPS中。救援队伍根据GPS导航选择行走路线，并利用GPS记录当前的实际位置、行走速度，并通过网络将其传回指挥中心，接着将数据转化为KML格式加载到Google Earth，供决策者实时了解救援队伍的当前状况和再度决策，从而实现与现场救援队伍的实时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