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刚：地震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

　　作者：江南都市报评论员 吴志刚

　　发生在中国西南的举世一震，不但改变了当地的地形地貌，改变了无数同胞的人生轨迹，也在悄然改变中国，以致影响这个世界。

　　首先，汶川地震改变了中国的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的报道视觉。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毁灭之灾，从未因时间推移而磨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到10年之后，我们才公布唐山大地震的具体伤亡人数，才开始反思这次地震的预报、抢险和救助。虽然我国为唐山也做到了竭尽全力，但在信息封闭和非对称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唐山人道主义灾难的猜疑和批评之声可想而知。

　　而在汶川发生地震之后，我们在信息传播方面做到了完全透明和公开，网络不到几分钟就发布了地震消息，电视和电台全程直播救灾实况，平面媒体更是全方位多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这样的背景下，在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及“奥运火炬全球传递”报道中还在为难中国的西方媒体，可做的文章只能是遵守新闻的普世价值对这一事件进行相对客观报道。

　　纵观这些天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标题，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正面的视觉：“震后中国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透明度”、“信息开放是救灾最佳武器”、“震灾是对中国进步的考验”、“泱泱大国地震信息透明令人赞叹”、“中国男子努力给妻子死后尊严”、“政府改进，人民自主，中国的希望”……虽然有不同声音，但已非主流。

　　事实证明，及时的信息公开并没有影响大局稳定，反倒挤压了谣言和不实报道的存在空间。过去，我们在与世界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手段往往与管理本国媒体方式毫无二致，以为自己做好了，过滤或者封杀一部分“不良信息”就大功告成。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也是媒体公关的系统工程，在传播学方面有太多技巧需要探索和研究。

　　其次，汶川地震改变了中国的灾难救助方式，也改变了中国面对国际救助的心态。

　　此次强震发生后，政府仍然是处置突发灾难的主力军，但和唐山大地震只有政府和部队投入救灾相比，我们在此次救灾中发现了一些志愿者和NGO(非政府组织)的身影，这是近年来公民社会良性发展和适度自由结社的成果。志愿者和NGO的存在，一方面分担了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使参与救灾的群体更广阔，动员更深入。另外，由于我国富民政策的执行和民族资本的发展，赈灾之初来自民间的捐助首次超过中央财政的拨款，这在灾难救助资金结构上是历史性的突破。

　　唐山大地震时，在“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力更生”的心态下，我们悲壮地保持着尊严，谢绝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汶川地震则快速通过了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派救援队参与救灾的友好申请，并按国际惯例接受了来自各国政府和民间的援助。这种全人类在“博爱”背景下的互动，除了加深我们与救援队派出国人民感情之外，也慰藉了世界的关心，展示了我们知恩图报的自信，这也是地球日益成为一个福祸与共、生死攸关村庄的写照。

　　第三，汶川地震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促使世界对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冷战思维反思。

　　地震发生后，我们的全国动员水平令世界瞠目结舌，部队调动、物资补给、医疗救援……无不表现出极高的效率。特别是10多万人的部队快速投入救灾，其规模“不亚于一场中型战争”，但我们在第一时间做到了。

　　在西方人的传统语境中，中国跟缅甸同是所谓的“威权主义国家”。但这一次，西方舆论也在思考，同是“威权主义国家”，在救灾中的表现为何截然不同？进而，美国是所谓的典型“民主国家”，但它却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救灾中为何表现得如此糟糕？

　　因此，很多西方媒体和学者在惊叹中国救灾能力和效率的同时，也在开始反思：评判一种制度的好坏，是不是只有“民主”和“威权”这两个标签式的概念？西方关于国家架构及民主制度的探索，是否太自以为是？中国人的东方智慧和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结合，是否在探索人类幸福的道路上，走出了与世界上曾存在的政体模式所不同的特色之路？

　　地震余波尚在，也许此时开始反思还为时过早，但这次地震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以及死者和生者用血肉之躯一起锻造的精神财富，肯定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照亮我们的兴国安邦之路，并给这个世界潜移默化的改变。